科学思想库建设要赢得社会公信力
作者:刘钝
时间:2012年03月26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我们要思考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需要把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搞清楚。
●科学革命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革命，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
●大力宣扬科学精神应该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科技体制的落后使当今科技界的怪现象越来越多，这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的时代，科学家应该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中国科学院的战略定位涵盖国家科学思想库的合理性之所在。
近1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提出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开展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从事科学革命与中国机遇的探索，发布有关科学、高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等。这些努力都引发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然而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思想库要赢得一定的社会公信力，还应该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从以下三个方面，我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要注重历史，从历史中借鉴经验，让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史家更多地参与进来。众所周知，科学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事物，西方从文艺复兴经地理大发现以至宗教改革，为第一次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奠立了思想与文化基础，之后历经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到了中国人开始真正接触近代科学的时候，西方已经历了300多年的路程。换句话讲，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来到中国也就是150年左右的时间，相关的制度和观念到来得更迟。如果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认知，弘扬科学精神与提倡科学发展观就会成为空谈。
科学不仅仅是人类对自然奥秘探究的过程，也不应仅仅理解为这种探究的成果即科学知识，甚至不限于从事探究的人们所借助的工具即科学方法等，还应该包括很多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内容，这就与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
就国家科研体制和现代化等议题而言，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决定了不同的组织形式。例如在西方，早期就有意大利的灵采学院（由王公私人赞助）和英国的皇家学会（由国王颁发特许）等这种主要由科学家自己组织起来的科学组织，也有巴黎科学院那种带有国家主导特征的科学机构，后来还有德国模式、俄国模式、日本模式以及苏联模式等。各自国家的社会性质与文化条件相异，其发展科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途径也不尽相同。我们要思考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需要把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搞清楚。
其次关于科学革命，应该从学理上搞清楚什么是科学革命。今年刚好是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国内外的学术界都在利用这一机会重新检讨自库恩以来该研究领域的思想成果。
什么是“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有一套比较成熟和得到公认的判据。现今被学界讨论最多、分析最为透彻的科学革命，是以哥白尼1543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为先声，至牛顿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而拉下大幕，发生在经典力学领域里的革命。与之相求相应，则有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现代物理学革命，它颠覆了人类对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和因果关系的传统看法。如同政治革命一样，科学革命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革命，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
近10余年来物理学前沿出现了一些新奇怪异的现象，这有点类似于100多年前经典物理学遇到理论危机时的情况。国内外都有人大胆断言，一场涉及物质和宇宙本原的科学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至于生命科学领域，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双螺旋模型的提出，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到当代基因组测序计划的实施，相比于物理科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性进程被研究得还不够透彻。群体遗传学和基因进化学说的提出，使得当代生命科学中“演化”和“遗传”这两条路径出现综合的迹象。考虑到经典力学领域的革命经历了将近150年才告完成，我们也许可以说，150多年前由达尔文开始的人类对生命来源及其本质的革命性探索，一直在胜利凯歌中前行；句号是在什么时候画上的，或将在什么时候画上，也许会因研究者的立场而异。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人类认知能力与思维本质方面的最新进展，主要的成就还是由计算机模拟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新技术所体现，革命性的理论还有待时日；至于说由人工智能来改变或影响人类的生存形式，眼下还遥遥无期。马尔克斯不是狄更斯，虚幻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可能藉由技术填平。
此外，我们还应该严格区分科学革命与技术创新。已故的科学史家李迪先生就认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一位前辈学者则强调轮子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蒸汽机、电力、核能、互联网，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生生不息，这份清单也可以不断补充和扩大下去，但它们都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科学革命。
需要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科学不是在真空中生长的，离不开其置身的社会环境，正因为中国缺乏孕育近代科学诞生的土壤，大力宣扬科学精神就应该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推进产业化、打造几部精品和推出几台大戏就能毕其功的，科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事业中来。文化建设的核心议题应该是弘扬理性，也就是我们讲得最多、听得最多，然而对其内涵不甚了了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要旨是求真，从事科学的人只相信经得起逻辑推理而证明的真命题，或者经过观察、归纳、分析与实验所证实的事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崇尚理性，鼓励自由思考，对经不起逻辑推演和实验论证的一切事物都保持毫不妥协的怀疑态度，哪怕它们来自所谓的天条和权威。理性的反面是蒙昧和迷信，就是对虚妄的超自然力量或人为营造出来的权威的盲从。
中世纪教会对《圣经》描述的“奇迹”和对教皇的顶礼膜拜如此，第三帝国对元首的绝对服从也是如此，那都是典型的反理性、反智、反文化，是应该被任何一个拥有健康心智的当代人所唾弃的。《红楼梦》中有这样一句诗：“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首看”，这颇能说明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对至尊至上的怀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缺位的。而献身科学事业的人须臾离不开大胆怀疑，正是这种建立在理性批判主义基础上的怀疑精神，才是刺激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因素。
科技体制的落后使当今科技界的怪现象越来越多，这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失衡。
第一是投入与产出的失衡。一方面是国家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原始创新性成果的缺匮。近12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8次空缺就很能说明问题。科学史中有一个有名的“福曼论题”（Forman’s Thesis），其核心是讨论量子力学的成熟与魏玛文化的关系。内中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反智文化思潮与物理学家对因果律的大胆颠覆）不一定能为正统科学史家所接受，但其有关文化环境与科学创新关系的阐述却发人深省。一战之后到希特勒崛起之间的德国，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经济和政治秩序相当混乱，但思想、文化和艺术却出奇的繁荣；而对量子力学进行奠基的众多青年物理学家如群星璀璨一样地出现在魏玛共和国的上空。前几年，周光召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类似现象，他未必详细了解“福曼论题”，但其讲述的事实及推论与科学史家福曼的思考如出一辙。
第二是部分科技精英得到的荣誉、资源和地位与公众期望和社会公信之间的失衡。常听到科技界人士抱怨钱不够用，可是低水平的研究计划、与科研没有直接关系的豪华大楼的建造、无用或重复的昂贵设备、跑钱跑奖、近亲繁殖、学术造假、学术包工、学术封建等怪现象层出不穷。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科学家已经够风光了，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千人”、“杰青”、“长江”都成了部门单位争取资源和地位的便捷通道。现在的科技职称体系已经演变成一个倒金字塔，科研院所里多的是教授、研究员，无论成绩如何熬到年头就得升，不管水平多低的论文都不敢否决答辩和授予学位，否则就会影响“维稳”大计。机关里多得是处长、副处长，缺人干活就找下面要，聪明伶俐点的打工仔几年后就能升为副处长再来管理研究员，官位不够了就补设几个注明级别的巡视员、调研员。在一些研究单位里，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的比例已经接近对等。
诚然，科学与民众休戚相关，但科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项精英事业，中国的绝大多数教授与科技发达国家的教授完全不能对等。上述那种倒三角形的科学组织结构弊病丛生但已积重难返，因为一切都与个人的工资待遇挂钩，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科研队伍结构很容易被曲解成刁难群众，不但遭致民粹主义的棒喝，也必然引来领导、同僚和青年后进的反感，结果是大家都不愿当那说破真相的孩子。殊不知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今社会最危险的病毒：它使患者色盲，分不清弄权者在血色谎言下的黑色勾当。更重要的是，它与当代科学对理性批判主义的诉求背道而驰。
第三是科研体制改革的滞后与科学自由探索的气质，以及科学共同体对自治的要求之间的严重失衡。现在很多的资源和权力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员手里，即使是头顶着中国科学技术最高荣誉光环的两院院士，也因为背负着太多的专业和部门利益诉求而难以超脱。科学精神要求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自由探索，科学共同体内部要求高度自治，而我们的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与此有相当大的距离。
回到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这个话题，我们不能幻想突然跳出来几个高级谋士，也没有必要建立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重要的是能不能赢得社会的公信。要达到这个最低的要求，必须让更多的优秀学者参与进来，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补历史课，补理论课。毕竟，包括我自己在内，中国学术界对科学这一事物在整个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发芽和成长的全部过程，了解得太少了。
总而言之，国家科学思想库的工作要做得更扎实些，要讲学理，要有根基，要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表述得更清楚，这样才能更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作者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本文由记者温新红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