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要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作者：李喜先　（作者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主任）

来源：2012年09月17日  中国科学报  

　　长期以来，我国对科技的性质、功能等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国家科技纲领性文件中，其论述、诠释往往停留在貌似正确的、“好意的”口号上，从而带来迷惑性，必须厘清、辨认。

　　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口号为例，这一口号虽然出现率很高，但是，这是不严格合乎逻辑的陈述。关于生产力本身的概念、定义和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尚存在着很多争论：生产力由二因素（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三因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多因素组成；是社会经济范畴，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社会性。

　　我们应该强调，科学技术（包括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数学技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本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即知识系统的主要部分，在其应用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其中以知识形态渗透到生产中，就成为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大大地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科学技术具有的功能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形式上，同时还表现在精神上，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精神价值更为珍贵。如“日心说”代替“地心说”，就改变了人类的自然观和世界观。特别是，科学的教育功能，它作用于人类的心灵。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之间难于交流、渗透，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着障碍，如科学基金的分离，管理体制的分离，学术机构的分割，使得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间互存戒心，几乎无学术交流的渠道，如此等等。特别是，国家重大的科技活动，如《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的制定等，实际上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基本上不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样一来，我国科技就会畸形发展,如《规划》的指标体系，就必然局限在技术层面上，缺乏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从国家创新体系到创新型国家的提出，其基本概念、定义和发展目标，也都局限在技术层面上，而不涉及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指标，如“社会满意度”、“国民幸福指数”等，也不涉及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等重大社会难题。

　　在我国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主要因为在习惯上认为，自然科学无阶级性，可以大胆研究，而社会科学就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从而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以至于在社会科学中推断出，阶级性与科学性具有统一性，等等。这些观念长期存在，就十分不利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之间的交叉融合，不利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更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的创新发展、社会的思想变革、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等，主要依靠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所推动。

　　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社会科学家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又是被研究的客体。但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综合化趋势已变成现实，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经纬交错，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和全球问题等，都必须要联合多门科学、交叉科学进行研究，才可能有效地解决。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系统地探讨了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当代研究视域宽广，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还囊括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际上浮现出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和新模式二：模式一中传统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学科和认知语境中进行，以单一学科为主；而模式二则是在跨学科或超学科的应用情境中进行，采用多学科、交叉科学研究方式，从而担当了更多的社会问责而更加具有反思性。

　　“人”是最复杂的系统，这正如卢梭所言：“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关于“人”本身的知识是体现人类最高智慧的知识，必然需要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行为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的有机结合，进行交叉研究，才可能达到最佳效果。同时，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求具有客观性和遵守伦理学的要求。现代社会科学家普遍认识到，“在他们的社会科学著作中，他们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避免政治倾向，他们应该是学者，而不是社会活动家”。如果不这样，他们认为，就会危及本应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的地位。

　　从根本上说,知识系统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是意识化、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信息系统。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知识系统的一部分，无法推断出为何特定阶级服务。由此，可以判断，凡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该无阶级性，而只是在应用时，各个阶级、利益集团引用相关的部分，或者有利于自己所需的部分而已，以致断章取义。总体上说，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系统不应该为任何特定的阶级服务，而理应是为全人类谋福利。

　　在21世纪里，为了加速地向现代化迈进，要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进行全面全新的、系统的战略性再思考：要将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要增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因此，要确立起全面创新的发展方针，对科学技术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形成合理的战略性布局；相应地，进行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努力构建优化的社会创新环境等。

　　要构建优化环境，就要提供创新所需要的自由空间、充足的资源、法律的保护、制度的保证、管理的支持等，包括：①永续地起作用的良好的社会大环境；②深层次上影响创新思想和观念的文化环境；③建立法律、政策和管理等支撑环境；④每时每刻接触到的科研经费、仪器设备等硬环境；⑤产生创新思想所需要的内心自由和外在自由的社会环境。总之，我国要生成创新的“文化基因”。

　　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于智力，因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归于智力发展的规律。在人类社会进化中，表现出围绕着起支配作用的、能维系社会发展的“中轴”而不断地转换，从而形成了阶段性：以道德为中轴的原始社会，以权势为中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以经济（金钱）为中轴的资本主义社会，以知识为中轴的知识主义社会。在权势、金钱、知识所构成的“权力金三角”中，知识起着核心的支配作用。

　　为此，我们必须强调，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增强了实力，但不能满足于指标GDP，而要追求更加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指标——“国内知识总量GDK”，以度量精神财富，实现国民知识现代化，以知识化来唤醒国人。我们必须强调，只有优化教育，才能优化国人；只有提高GDK，提高知识竞争力，才能持续地转换为巨量GDP；只有形成国家知识创新战略，提升国人的高级智慧水平，我国才能真正地进入世界前列，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

　　可以推断，下一个社会，必然是以知识为控制力量的社会，这犹如当年地主阶级依靠土地作为权势而建立起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依靠资本而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知识阶级必然要依靠知识作为支配力量，从而构建起高级的知识主义社会。

　　在未来世纪里，人类必然要防止科学的异化与技术的误用、滥用和恶用。特别是，要努力弥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即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崭新的科学人文文化：实际上，科学的人文文化，也就是人文文化的科学化；而人文的科学文化，也就是科学文化的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