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在理解生活中抵达人性深处

作者:记者 沈峥嵘 蒋潇

时间:2011年11月02日   来源:新华日报  

　坛主小传 毕飞宇，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2011年8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核心提示

　　□ 在有光的世界里，我们是健全人，盲人是盲人，但是在无光的世界里，盲人是健全人，我们是盲人。盲人让我知道什么是浪漫。

　　□ 如果说想象力是翅膀，那么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翅膀下的脚，这是我的最爱，它能让我站在现实的树枝上。

　　□ 《推拿》，着笔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及其内心世界，我写了这一群盲人推拿师的自尊、爱与忧伤，以及他们的企图心。我想找到人性的血液。

　　半路改行写长篇，《平原》我从情感上爱它

　　所有体育迷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速度和稳定性的力量是一对天敌。由于身体内部协调的缘故，速度快的人，稳定性的力量一定差；而稳定性力量强的人，速度一定慢。许多东西是矛盾的，即使是在同一具身体里面。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短篇小说的某些创造手法和长篇小说的写法是矛盾的。

　　短篇小说需要作者在几千字之内迅速地完成你的想法，让它出彩，完成精确度和生动性。长篇小说恰恰相反，它需要体量，需要耐力，需要积淀，需要思考，需要事件。两者截然不同，千万不能认为完成了几篇短篇小说的作家，只要把短篇写长了就变为了长篇小说的作家。或者说你擅长写长篇小说，只要把小说写短一些，就变成了短篇小说的作家。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非常喜欢英国作家奈保尔。他有三项绝活：短篇写得好，中篇写得好，长篇写得也好。我觉得我的中短篇写得还可以，就我的能力而言，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水准，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实，我还很年轻。如果我已经五六十岁，那么我会写中短篇一辈子，但是若在年轻的时候继续再写下去，就意味着重复或下降，所以我决定改行。

　　这个决定非常要紧，因为当时我的中短篇得到了外界的认可。在那之前其实我写过两个长篇，一部是《上海往事》，但是不得不说写得很差，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997年我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对长篇小说的认识是零。我陪着怀孕的太太回老家待产，时间很宽裕，所以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创作一部长篇，完成了《那个夏天，那个秋季》，结果比《上海往事》还要差。两部长篇写完了，我对长篇依然是一无所知。

　　我真正开始写长篇是在《平原》，一边写，一边摸索。《平原》25万字，我写了3年7个月，劳动量是巨大的、惊人的。很可能我对《平原》的喜爱，与我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体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们都会有这样一种莫名其妙做决定的方法：在哪里付出得最多，就觉得哪里是最好的，但是很不幸，这一论断不知道正不正确，所以《平原》是不是我最好的长篇，我也无从得知，只是我从情感上对它的认可度很高，就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感觉，它生病，我得给它输血。

　　盲人的信念就是：对得起每一天

　　《推拿》这部近18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在有光的世界里，我们是健全人，盲人是盲人，但是在无光的世界里，盲人是健全人，我们是盲人。一天晚上，一对盲人朋友约我去吃大排档，可不巧的是楼道的照明灯突然坏掉了。出于本能，我当时的反应是想扶着盲人朋友下楼。可当我蹭到楼梯口的时候，那位盲人朋友却牵起我的手，说：“毕老师，我来带着你走。”一路把我从五楼带到了一楼。下完楼，她扬起脸来笑着问我：“怎么样，毕老师，你不如我了吧。”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是里面包含着许多莫名的感动，所以，我下定了决心要创作一部关于盲人群体的小说。

　　我和盲人的关系是天然的，盲人见到我都很信任我。这一方面与我的性格有关，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1987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得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教师，教授文艺美学。我的那些学生毕业之后在全国各地的特殊教育学校任教，所以当盲人朋友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老师的老师”，他们对我的称呼也五花八门，叫“老毕”、“老爸”、“干爹”等等，叫什么的都有。

　　我和他们处得特别好。你和盲人一旦相处好了，你想不好都做不到。因为盲人看不见，所以盲人在和人相处的时候一直处于动态的过程，我归纳之为“动手动脚”，高兴了，他们就会摸摸你的耳朵，就会摸摸你的腮帮子。可能在主流社会里，这些动作不怎么好，但是在盲人的世界，这些都是交流的语言，意味着他们喜欢你，尊重你，丝毫不意味着举止随便。

　　在我与盲人朋友深交之后，我发现盲人朋友其实比我更快乐。这话可能会有误解，我是说盲人朋友的生活姿态是积极的、乐观的，充满笑声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天性使然，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盲人对自己的心态做了调整，让自己积极地去看待周边的人和物。我不是专门研究盲人群体的专家，可能这分析会不准确。但是就从我认识的盲人朋友身上我发现，他们是有信念的，虽然这一信念未必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一信念就是——对得起每一天。

　　我所结交的盲人朋友并不是《推拿》中的人物原型，因为我创作的一个原则是小说是虚构的，在虚构中我还能获得更大的写作的快乐。如果我把认识的盲人朋友全部写进书中，倒是会面临一个真实与否的问题。因为你不能排除这样一种状况：恰好这些人性格都很类似，很难构成有声有色的冲突，更难以达成文学意义上的效果。我在进行小说创造时会有一些文学考虑，搭配人物类型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性别、性格类型等等，使得小说更耐看。

　　我希望大家都能结交几个盲人朋友，你一定会获益良多。通过和盲人朋友的相处，也带给我许多内心的改变。我受邀参加了一位盲人的婚礼。“他没有钱，就给新娘用头发编了一个戒指，头发很滑非常费劲，他用了好长时间才编好。这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浪漫。”我经常对身边的朋友说，“你知道怎样才能浪漫吗？一是用心，二是贫穷。”

　　对生活的理解，让我站在现实的树枝上

　　爱情，一定是属于年轻人的；爱情，一定是属于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尚未完全认知的这样一种懵懂感情。在《推拿》的开篇，我描写了王大夫和小孔的一段故事：推拿房里更安静。他们找到最里边的那间空房子，拉开门，进去了。他们坐了下来，一人一张推拿床。平日里推拿房都是人满为患的，从来都没有这样冷清过。在千禧之夜，却意外地如此这般，叫人很不放心了。像布置起来的。像刻意的背景。像等待。像预备。预备什么呢？不好说了。王大夫和小孔就笑。也没有出声，各人笑各人的。看不见，可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笑。笑到后来，他们就询问对方：“笑什么？”能有什么呢？反过来再问对方：“你笑什么？”两个人一句连着一句，一句顶着一句，问到后来却有些油滑了，完全是轻浮与嬉戏的状态。却又严肃。……他们的双手几乎是在同时抚摸到了对方的脸。还有眼睛。一摸到眼睛，两个人突然哭了。这个事先没有一点先兆，双方也没有一点预备。他们都把各自的目光流在了对方的指尖上。眼泪永远是动人的，预示着下一步的行为。他们就接吻，却不会。鼻尖撞在了一起，迅速又让开了。小孔到底聪明一些，把脸侧过去了。王大夫其实也不笨，依照小孔的鼻息，王大夫在第一时间找到小孔的嘴唇，这一回终于吻上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吻，也是他们各自的第一个吻，却并不热烈，有一些害怕的成分。小孔在漫长的接吻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掏出了她的声控报时手表，摁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时间，北京时间零点二十一分。”小孔把手表递到王大夫的手上，又哭了。她拖着哭腔大声地叫道：“新年啦！新世纪啦！”

　　为什么我要加上一句“新年啦！新世纪啦！”是想说明这对年轻人充满理想，满怀憧憬，进入日常生活。而“理想”也正是我今天所要论述的一个主题。

　　我出生在1964年。伴随着我20多年的写作经历，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人要的理想有这么几层含义，第一，强调生活的日常性；第二，生活的理性；第三，生活的常识性。

　　我是一个非常喜爱理性和常识性的人，我认为我的写作和理想就始终伴随着理性和常识性。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好，无论我们对生活抱有怎样的期待，要做出怎样的一个规划，我希望这种理想永远带上日常生活的气息。我从来就不是个理想者，我没有理想，我是一个凡人，只想过最普通的生活，既不想低于生活，也不想高于生活。如果我们一定要在“理想”的身上负担上过分隆重的“彼岸”色彩，有人说，“彼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去设想“彼岸”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对作家来说，比想象力还重要的，是理解。如果说想象力是翅膀，那么理解就是翅膀下的脚，这是我的最爱，它能让我站在现实的树枝上，在理解生活中抵达人性的深处。

　　《推拿》，我想找到人的血液循环

　　我在200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推拿》，着笔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及其内心世界，我写了这一群盲人推拿师的自尊、爱与忧伤，以及他们的企图心。我想找到人性的血液。

　　这个长篇获得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评委会在《推拿》授奖词中说：“写作在潮流之外，他用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日渐平庸和格式化的文坛打开了另外一条语言的通道。《推拿》既挑战了他自己的传统，也改变了小说关涉人性的方式和想象世界的成规。毕飞宇以曲径通幽之笔，抵达人性的根部，在黑暗中凿取光明，在残缺中呈现完整，在俗世中寻觅诗性。小说张弛有致，将绚烂归于素朴，冲突化为平和，以妥帖而深刻的叙事，把人的尊严、爱欲、生存等等问题逼近我们的内心。因此有了不仅是属于他自己的人性哲学。”

　　我一直有个愿望，即使我不写《推拿》，我也有这个愿望，就是把人从他的背景里面抽出来去描绘他。为什么有这个愿望呢？这是个故事外的故事。

　　一次开会，社科院的朋友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你之前的作品《玉米》写的是“文革”，现在的《平原》写的还是“文革”，你能不能从历史中抽出来写作呢？如果离开了历史的绞索架，你还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一个学者朋友告诉我，就人而言，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强调人与历史的分离，人可以脱离历史的空洞绑架，脱离外部世界而独立存在，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

　　我第一次有机会尝试着把自己从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寄生性中脱离出来。这个脱离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掘人的自主性，充分意识到人物内心的自由。有人说你在2006年写的《推拿》是一部好的作品，因为除了共和国的历史之外，你找到了自己的血液循环。

　　就说沉默。很多人对“沉默”的理解是体态方面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识的所有盲人朋友都是沉默的。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可沉默有多种多样。在先天的盲人这一头，他们的沉默与生俱来，如此这般罢了。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越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它是狂躁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在记忆的深处，他并没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关系的缺失，世界一下子变深了，变硬了，变远了，关键是，变得诡秘莫测，也许还变得防不胜防。为了应付，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

　　光烧死是不够的。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考验，那就是重塑自我。他需要钢铁一样的坚韧和石头一样的耐心。他需要时间。他是雕塑家。他不是艺术大师。他的工序是混乱的，这里一凿，那里一斧。当他再生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尊陌生的雕塑。通常，这尊雕塑离他最初的愿望会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不爱他自己。他就沉默了。

　　盲人的沉默才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他的沉默是矫枉过正的。他的寂静是矫枉过正的。他的澹定也是矫枉过正的。他必须矫枉过正，并使矫枉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在信仰的指引下，现在的“我”成了上帝，而过去的“我”只能是魔鬼。可魔鬼依然在体内，他只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警惕：过去的“我”是三千年前的业障，是一条微笑并含英咀华的蛇。蛇是多么的生动啊，它妖娆，通身洋溢着蛊惑的力量，稍有不慎就可以让你万劫不复。在两个“我”之间，后天的盲人极不稳定。他易怒。他要克制他的易怒。

　　尽管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延长了它的生命，所以我认为《推拿》是一部好作品。尽管这部作品获得了这样的奖，那样的奖，但是后人如何评价它，我也不知道。好在后人如何评价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在这部作品中做了一个尝试，这个尝试重要在：第一，在我以往的作品《玉米》和《平原》中，我试图对共和国的历史形态做出回应，《推拿》没有；第二，我终于有能力从以往的叙事序列中逃脱出来，逃脱出来是否有价值，我能走多远，我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