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主体地位

时间:2011年11月08日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总第343期） 

　　【摘要】二十四史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历史的进程，是我国公认的古代史学的主体。二十四史的内容涵盖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更是其他多部史书参考的蓝本。因此，一切涉及中华文明的研究都应该对二十四史给予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二十四史 古代史学 主体

　　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历史文献，而在所有的历史文献中，二十四史无疑是公认的最重要、最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文献，它们之所以这么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正史”，而是因为它们所记录的详实内容。从现在来看，二十四史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历史文明延续的详细记录，也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伟大篇章，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方面来探讨二十四史在我国古代史学的主体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目前所知道的中国用于记载历史的文字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其中已有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的完整记载，这也都是人们日后用来研究和还原历史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集编撰成《春秋》，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意义。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史学成长时期。《尚书》是较早且更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宏大的纪传体通史的出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史记》，它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表现形式，概括了3000年历史，并且成为奠定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基础的一部伟大作品。班固的《汉书》，采用断代史的编撰方式，由此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先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出现了除纪传体、编年体之外的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谍、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发展的百家争鸣。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统治阶级设馆修史，这无疑完善了史官制度，同时官修史书取得了斐然成绩。关于这点一个明显的佐证就是唐初时期出现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之多。同时，设馆修史表明皇家对历史记载的垄断，私修历史的行为受到极度抑制。在此期间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是总结性著作的出现。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为史学开辟了新路。发展到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史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堪称盛世。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我国的学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民族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史学记录体裁广泛，形态各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编年体通史。清代学风，以考据为盛，乾嘉时期是其黄金时代，清代官修的正史是《明史》。乾嘉学者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反映在史学方面也是著述甚丰。

　　二十四史组成与概述

　　所谓二十四史，是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二十四部史学巨著组成，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成《史记》开始，以后历代政权都会以官方角度立场修史，总结前一代兴亡得失，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同时也是官方和正统学术对于历史的总结和筛选，这便成为今天世人看到的二十四史，它包罗万千，按照时间顺序基本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几千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科技成果、艺术成就等，这不仅对中国历史传统有着重要的传承作用，对于世界人类文化保存和继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①

　　二十四史在中国古代史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史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史记书籍也非常多，在这些史记书籍中，二十四史是最有价值和分量的史记书籍，其原因并非是它们相对于其他史记书籍来说是正史，而是由于书中的内容，它涵盖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不可多得的史书。从内容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国家，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拥有的优势，五千年各个民族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如今灿烂的中华文化。唐代某位史学家在《隋书经籍志》中对班固的《汉书》、陈涛的《三国志》以及司马迁的《史记》等做了详细的总结，其主要意思是说班固、陈涛以及司马迁等所著史书是正史，并且其他的史书也对这些书籍进行了参考。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二十四史在我国史记中的重要地位。《汉书》是一部古代综合体史书，它以纪传体为撰写体裁，《三国志》主要记录了吴、蜀、魏三国的历史，它的地位也十分突出，《史记》是一部通史，记录了从轩辕到汉武之间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二十四史不仅是正史，还是其他史记的基础。

　　二十四史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记总集，它所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各种专科史在其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载内容也是重要的部分之一，因此，对于很多领域的历史研究工作来说，它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著名的民族历史学家潘光旦一直致力于研究二十四史中少数民族的史料并且出版了多本著作，这为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瞿林东撰写的《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从书》对二十四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发掘了二十四史的固有根本价值，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民族历史有更深的认识与理解，让更多的人去研究并重新认识二十四史。出于对二十四的重视，中华书局已开始启动重新校正工作，使得我们更容易理解二十四史的内容，并且进一步促进人们对于二十四史的理解。笔者认为，这个工作的重点是对二十四史中的内容进行系统地整理，这样研究工作者在查阅时就会更加方便，也加快了二十四史研究的进程。

　　二十四史对于我国历史研究和文化特性形成的重大作用

　　二十四史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不能否认，二十四史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至今仍然存在的唯一的文明古国，其他古国的文化或者民族已经或被同化吸收，或被占领灭亡消失，只有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之后依然表现出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活力。这除了因为中华文明自身的创新性的特点，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文明被很好且十分完整的保留下来，从而可以为后人不断学习、继承、发扬、创新。同时，二十四史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民族性格养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我们今天关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和研究都源于、基于二十四史的记载，如许多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成语和故事、历史典故也大多数出于二十四史。如网开一面、指鹿为马、先发制人、破釜沉舟、约法三章、运筹帷幄、高屋建瓴、招摇过市等等成语皆出于二十四史。历史故事就更是数不胜数，如焚书坑儒、鸿门宴、霸王别姬、毛遂自荐、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纸上谈兵、背水一战等。这些典故、成语都已经在社会中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到我们的民族主流文化，影响着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这种深远的、根植于社会成员思想中的影响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决定了其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其文明基础的属性。②

　　二十四史的史学研究价值。二十四史以宏大的篇幅和严谨的史学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忠于事实，记录了我国历史中众多领域里的发展和变化，其研究价值是无价的，这里以二十四史中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史记》为例，具体研究其巨大的史学价值。

　　首先，《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虽然命运坎坷，但面对人生曾发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感慨，并且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隐忍苟活，历时十余年，花费毕生心血，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仅创造了“纪传体”体例，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也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而司马迁被人们称颂的除了他的忍辱负重，刚直不阿，更多的应该是他作为史学家而富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实录精神;现于锋利笔端的冷静批判，客观理性;以及他敢于冲破天命论，看重人的作用，打破传统观念、成见、偏见，不以贵贱论人，肯定和传扬人民功绩的进步的历史观。这对于我国正统文化对正确历史观、人民观的树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史记》和其作者司马迁作为史学巨作和奠基人，可贵的是，面对事实，能保持客观冷静，理性分析，肯定和赞扬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有功绩的历史，更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一切丑陋的现象。司马迁做史记除了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尽史学家的职责，同时也想继承《春秋》的精神，即“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爱才，爱奇才，礼赞那种冲破规律，掌控万物，但是遭遇不幸，产生悲壮的戏剧性结果的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精彩的文章，项羽“长八尺余，里能扛鼎，才气过人”，项羽不肯学书，书足以记姓名而已，也不肯学剑，剑敌一人，要学就学敌万人，不管什么兵法不兵法，他都会自己披甲持戟，出来挑战，只要一瞋目叱之，那敌人就“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爱马，爱美人，爱故交，最后自刎而死，这是一个十足的让人快意的英雄。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也集中精力塑造了这个悲剧英雄形象。

　　尤其在垓下被围、四面楚歌、悲歌别姬等段落中，项羽这个悲剧英雄人物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最后的乌江自刎是项羽一生中最悲惨也最壮观的场面，司马迁表现项羽的坦然，并把这英雄气概同汉朝军队的贪生怕死形成鲜明的对比，让项羽最后一次展现性格中光辉的一面，并最终完成了这个悲剧人物的描写。尽管项羽是司马迁眼中不可多得的奇才，但司马迁仍然毫不留情地在《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骄傲自大、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写他“即其帐中斩宋义头”的鲁莽、刚愎自用，写“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对比出项羽的有勇无谋，优柔寡断、轻信别人。写“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以及“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突出了项羽的暴力，妇人之仁，缺乏政治眼光。

　　在《项羽本纪》的末尾，司马迁一方面对项羽在秦末战争推翻秦王朝不可磨灭的功绩进行了赞扬，但也对项羽在推翻秦朝后没有采取进步的政治主张，采取的政治政策和措施违背了历史潮流，导致天下重新陷入分裂和战乱，不知反省，直到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做出了“岂不谬哉”的批判。司马迁客观理性的评判，使《史记》对后世具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最后，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不单单为了给帝王的功绩做记录，而他早年到各国游历的经历以及受到的良好教育，使他对社会有更正确的认识，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天命论的束缚，强调人类自己的作用;他还打破传统观念，就人物的历史的实际贡献而评价其地位，不以成败论英雄。司马迁不只为将相王侯做本纪、做世家，也不只为上层人物做列传，他还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等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他不鄙薄工商，承认经济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农工商皆为“民所衣食之源”，为从事各种产业致富的人作《货殖列传》，这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古往今来，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除了项羽，寥寥无几，项羽虽然最终在秦末战争中被刘邦消灭，但是他在推翻秦朝暴政统治上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曾称西楚霸王，一度控制天下，实际与帝王无异，司马迁便为之作《项羽本纪》，与历代帝王同列。司马迁不畏帝王权威，注重人物对历史的实际作用，这在当时是没人提出来的，此后的史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也成就了《史记》的伟大成就。《史记》的伟大源于司马迁的伟大，就算抛去忍辱负重不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实力精神，富有责任感的客观理性，以及他渊博学识造就的进步的历史观，就注定了他伟大的作品，注定了他伟大的成就，也成就了《史记》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总 结

　　二十四史不单单对研究历史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于研究史学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比如研究史学名著，就不能不研究“前四史”;研究目录学史、文献学史以至于学术史，就必须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研究史学发展的历程，那就要读“正史”中历代史家的传记，了解他们的生平和著述活动;研究社会与史学的互动关系，“正史”中的相关诏令奏议、进书表则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研究历史观点、史学思想的变化发展，“正史”中的史论也提供了基本线索;研究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撰述的优良史学传统和极具民族特色的史书体裁和叙事风格，二十四史更是必须关注的对象。实际上，二十四史的作用和意义体现在，所有关于历史、军事、政治等一切涉及中华文明的研究都应该对二十四史给予关注和重视，在此基础上，才能高屋建瓴的把握其精髓和内涵。(作者分别为安顺学院政史与法律系讲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硕导)

　　注释

　　①陈高华：“加强对二十四史的研究 提高对二十四史的认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