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明大跨越的奥秘
作者:郑渝川
时间:2012年03月09日 来源:解放日报
在汉之前的三千年中，华夏族群经历了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七大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作者孙皓辉看来，每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中华文明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 （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秦）”。
这一次次跨越的结果是，当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以分散弱小的城邦国家存在时，秦帝国已经以数百万平方公里疆域、数千万以汉民族为主体平等兼容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的人口体系、各类哲学思想体系发达、科学研究及应用发育到相当高水平的文明形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显然，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亟需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进一步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书中，孙皓辉对比评析了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两大文明价值与信仰的最初来源。他指出，神性之恶、神性之善，在中国的史前神话中都反映得十分直接、剧烈、壮阔。黄帝时代就有了假托黄帝一人的大量器物发明，还出现了雏形状态的政治文明，以及文字、音律、历法、度量衡、礼法；而经尧舜禹时代多次治水并终获成功，使华夏族群战胜了严酷洪水带来的生存挑战，其间孕育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国家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成熟条件与雄厚基础。
商、周，分别代表着中国早期文明商旅经济活动与农耕经济体系两种形式，在此基础上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礼法制度。商文明被取代后，仍然留下文字结构、兼容理念、工艺传统、开拓精神等影响，是中华文明生存活力的重要源头。周文明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构建了礼治文明，这是后世儒家特别是宗法体系的思想根源。
然而，礼治本质上是人治，没有具体、稳定的制度传统，只有抽象的道德规范，只能依赖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者共同的道德自觉。礼治文明解体后，新型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发育发展成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从局部变法，到诸侯国普遍变法，从保卫周礼、礼治文明传统的儒家涌动，到为诸侯国变法崛起、兼并军战提供各方面思想及实践服务的诸子百家大行其道，春秋、战国数百年当得起“文明爆炸”的评价。
这期间，思想家与实业治学的代表流派至少有138家，代表作4000篇以上，堪称“原典思想大爆炸”。这一时期对五帝至周朝的中国此前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进行必要的总结和反思，使后世的人们得以知晓中国远古社会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足迹、文明形态、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对当时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并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法则。
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爆炸”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创造性。体现为：其一，全面性，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中，各流派思想家对各领域都进行了普遍反思、清理、总结，并积极发现创造，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大潮；其二，自由性，春秋战国时的思想探索与创造，在治学、传播、人员流动诸方面，社会限制少之又少，基本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羁绊，各流派的竞争完全平等，即便是后世一家独大的儒家，当时也必须与其他流派、学派公开公平辩论；其三，独立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群，多有从原有流派中走出来而独自成家的，墨子、吴起、荀子三人，皆出自儒家，而又独立成家，韩非子、李斯皆出于荀子学派，而后又都成为了典型法家。思想自由，为人格独立提供了前提；其四，原创性。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探索及其成果，基本上都是原创性的，即便是总结、整理、注释、辑录、记载等治学领域，也普遍带有开创性的特点。那个时代，创新意识、原创精神弥漫于全社会，思想探索踊跃，实业建设的成果也让后世的人们叹为观止。
孙皓辉更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其一，创造性思想群，以法家、兵家、墨家为轴心，形成了中华文明体系中最为强大的以变革精神为根基理念的创造性价值体系，推崇创造、变革、实践、法治、兼爱。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每到危急关头，就会形成“求变图存”运动的基础；其二，保守型思想群，以儒家、道家为轴心，形成中华文明体系中最为顽韧的以复古精神、淡泊精神为根基理念的保守型价值体系，作为社会前进的制动器，避免社会因过激冒进而毁灭；其三，哲学思想群，以道家、荀子、名家为轴心，形成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阵地；其四，实业思想群，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形成中华文明体系中以立足实业生计为根基理念的生存价值体系。中华文明此后的沉沦与反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保守型思想群的一家独大，抑制了创造性思想群、实业思想群，严重破坏了进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存在根基及传承。
从中华文明前三千年的发展、裂变来看，中华民族始终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从舜帝改变尧帝时期的治理方式，到大禹建立常备军、井田制，到周朝引入礼治强调道德评判方式的重要性，到春秋战国时代明确提出“法后王”思想，其中都可以概括出自觉求变精神，谱写出波澜壮阔的文明大跨越。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孙皓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