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的追逐与跨越

作者：寇宗鄂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30日  来源：文艺报  

　　近年来，中国当代诗坛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迹象，像一道绚丽的景观，这就是越来越多的诗人热情参与书画创作。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

　　我以为，这是诗人继承和弘扬中国诗书画相结合的传统深入发展的证明和必然趋势。中国文人画一贯强调“以诗为魂，以书为骨”，尤其是注重诗的意境。有无诗意和笔墨功夫，是区分画作优劣的标准。古人在画上题诗是一种方法，这是被历代文人采用的结合方式，并且沿传至今。另一种是无形的，诗意隐含、渗透于画中，如魂魄之于体内、气血之于脏腑。画缺少了诗的意境，便透出匠气、俗气。再就是主体身份的转换，如舞台上“反串”的角色。这是最直接、最深刻、最本真的，是骨头与血肉的结合。从形象捕捉、图象构成、笔墨运用、营造意境等可一体性完成，减少诗意的失落和“转基因”的可能。几种方式都与作者的文化素养、诗词功力、内在气质有密切关系，任何艺术都不只是单纯的技巧问题，精神永远是主导。当然，文人书画也需要长期的智性积淀和扎实的基础训练，有技术含量的要求，否则会力不从心，难以达到预想的目的。

　　人们常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言的诗。而书法的本质也是绘画，象形文字中亦有音韵和诗的律动。诗、书、画三者具有同一性，即同“根”、同“源”的同构特征。当然，这里所指的诗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作为诗化于其他样式中的诗意，是隐含在形象、情理、语境等诸因素中的引人追寻的可意会却难以言喻的一种美质。广义的诗具有文学与艺术的多重品格和象征意义。古代文人所称“诗画一律”或“诗书同体”，在古代和当代诗人、书画家中得到高度认同和发扬，并且在文学和美术史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诗人、书画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发现了它们相似或相通的美，并且巧妙地加以结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因而诗和画被形象地比喻为孪生的姊妹艺术，异体而同貌，异迹而同趣。宋代画家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和“有声画、无言诗”一样，在中国古典文论、画论中类似的命题不乏其例，即使在西方文艺理论中也可以找到充分依据。如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说，“诗歌就像图画”，这与中国诗画理论是相通的。

　　从诗与书画的关系中，自然不难理觧诗人作书作画的目的与意义。诗书画创作只是表达形式和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已，都是始于情感而止于智慧，都是因感而发，或即兴发挥，从内容到构思亦可相互补充、渗透和转换。它们之间有一种相通的血脉、交融的通道。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可以交替使用二者，率性而为，从而能够打破形式上的束缚、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但诗和画的所长恰又是它们的所短。“诗之长在意，短在境；画之长在境，而短在意。”(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诗人每一次每一种优雅的转身，要达到得心应手的自由境界也势必在一定功力、修养、人文背景、观念层面上才能实现，否则难以企及。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开明、经济和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诗人与书画家辈出。众所皆知的诗人兼画家王维，宋代文豪苏轼对他评价很高，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称赞他的诗《蓝田烟雨图》是一幅冷艳传神的画。前两句“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用绘画手段转换成可视的形象。后二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则缺少视觉形象，是一种体悟和感受，是画外之意，是对画面的延伸。诗里有了画面感才更形象，才避免了抽象与理念，而画外之意则用诗的“潜台词”来传达才更富于耐人寻味的空间。诗画交辉使诗情与画意更为饱满丰富，意境幽深。苏东坡也是北宋能诗善书画的大家。历代亦诗亦画亦书者不胜枚举，诸如赵喆、黄公望、王蒙、八大山人、吴昌硕等。当代的最多，如启功、艾青、臧克家、贺敬之、吴冠中、黄永玉、屠岸、范曾、牛汉、邵燕祥、流沙河、沈鹏、余光中、洛夫等。诗人作书作画已是如此普遍，如果算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家在内，诸如冯骥才、韩静霆、贾平凹、鲁光、刘斯奋、廖红球、孟伟哉、舒乙、陈世旭、王祥夫等，那将是成千上万计，构成一个极为宠大的阵容。一个时代集中出现如此众多的或诗画、或诗书、或诗书画兼工的文人，在历史上亦不多见。在那衣不暖身、食不裹腹的年代赋诗作画是极奢侈的，不可想象的。形成如此庞大的阵容，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众所周知，胡适、郭沫若是大诗人，也是大书法家。吴冠中、范曾、黄永玉、韩美林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但他们又是优秀的诗人，出版过诗文集。许多诗人已出版了个人书画集或合集，有的还举办过个展或联展，有的被归入新文人画的范畴。不少人已加入了中国书协和美协，取得诗人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是文艺界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书画作品，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

　　诗人为何不仅仅限于写诗，而兼及书法或绘画呢？我想这与诗书画相通的美学特征有关，与经验的积累、艺术的顿悟、对美的追逐与延伸，即审美理想有关。作家跨越文学与绘画的界限，被评论家命名为“跨界文化”。艺术的本质是审美。意境美是诗书画的共同属性，形象化和抒情性、化无形为有形是最基本的突出特性。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指出：“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书画家们把诗质、诗的意境作为绘画的最高境界和自己的追求，而栩栩如生的形象对诗人也产生极大的诱惑。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自己的局限，然而诗人并不满足于诗心的跳动和语言的暗喻，线条和色彩的吸引，激情的燃烧让诗人产生强烈的冲动，开始转身对形的追逐，放大美的魅力。把诗中的激情和意蕴用多姿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泼洒在宣纸上直接诉诸视觉，从而充满心灵的愉悦。既是多元文化的碰撞，也源于中国文人传统中诗书画的“血脉姻缘”。

　　绘画是造形艺术，以似为工，真实的形象是根本，是以形写神，以物写心，传达作者的观念；诗自然也是如此，但却是隐形的存在，隐含在语言的背后，是暗喻。诗中抽象的理念、哲思必须让人去悟出，即思而得之。无论以形传神或寓神于形，最终都要表达对事物的感受，抒情达意，赋予作品以灵性，进入不可言说的境界。在殊途同归的道路上，诗人与书画家始终是心灵相映相通的伙伴。对于诗人而言，追求诗意的弥漫，几种笔交替使用，变换艺术符号和语言方式，是完全可能的。同一题材可以用诗也可以用书法或绘画表现出来；相同目的，多种方式的运用，异曲而同工，一切都是手段，也是一种素质、才情与智慧的体现。非专业的“票友”哼一哼京腔、昆曲，后来成了黎园行里的名伶的也并不鲜见。诗书画亲密接触、联姻的现象是时代的产物，是文化进步的必然趋势，是美学沉思之后的一次精彩的现身和华丽的演出，是中华诗学的传承与发展。众多的诗人参与书画活动，这一过程是重要的。长期坚持探索、交流切磋，无疑对当代诗歌，对当代文人书画的丰富和繁荣起到促进的作用。

　　纵观历史，古代文人常常表现出悲观和逃避的出世心态，而当代文人则表现出入世的精神和人文情怀，即勇于担当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当代诗书画的结合及对美的追求中，自然也存在难以表现的困惑。作为创作，如同一个崭新生命的诞生，有偶然性，也有不可重复性。灵感也会稍纵即逝，美质一旦丢失亦不可再现。但坚持实践，在碰撞与交融中历练，才能熟中生巧，增强底气，为世界留下富有创造的崭新的文化元素。

　　另一类现代主义诗歌、书法和绘画也早已进入我们的视野。一种抽象的、观念的、理胜于情，无法用意境说加以解释的艺术，是对传统美学和意境的反叛和挑战，与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存在差异。但它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审美情趣，是从内容、观念到形式的转变和扩展。现代派艺术对社会的审视、对生活的解剖，颇具犀利的穿透力，同时还具有审丑的功用。以丑为美，将丑收容于艺术，是化丑为美。我们有不少诗人怀着新奇和兴趣尝试这种样式，并取得了可喜收获。如老诗人谢云、严阵、徐刚的书法和风景画，女诗人伊蕾、马莉的人物肖像，还有牛波、车前子、芒克等。诗人们的多样性追求、才艺叠加与复合，绝不是瞬间的冲动、一时的兴起，而是艺术的再创造。众多诗人参与书画成为诗歌的时尚，是对诗性深层的开掘和提升，毕竟是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