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人性图景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02日  文汇报   作者：胡晓明

　　互惠利他的基因，先天情感的大脑区域，以及人类学关于合作优于争斗的证据，发现了二十世纪文化另一种深刻的无知，这种跨学科的合力，渐渐地正在拼合为一幅区别于《蝇王》的新的人性图景。

　　暑期生活的一件热闹事情，即上海国际动漫节。约二十万观众来看，不仅吸引了各地的年轻人，欣赏人口创新纪录，而且，那一群在学生时代热爱动漫的人，如今已经长大，成为新一代消费主力。毫无疑问，如今动漫文化有了根，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年轻人生生长长的精神食粮。

　　可是，动漫的世界，尽管有其正面的价值观，譬如日本动漫世界里对于家族情结、童心传统、寻找真情、挑战自我以及团队精神等，然而不能不说，较多的黑暗之心，仍然是基本法则。尤其是游戏世界，打打杀杀、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迎合人性的本能冲动与野蛮血性，充满向下沉沦的娱乐至死精神，甚至，表面是英雄崇拜，或励志人生，骨子里却是顺承人性的自然倾向，强权即真理，自我即上帝。久而久之，参与了建构人性的黑暗图景。

　　人性的自然倾向，并非全然都是消极的。我过去一直有一个看法，将所有的思想文化，分为两型。一是随俗的，一是雅化的。

　　凡顺承人性中的自然性，皆为随俗的。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尼采的超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契约论、弗罗伊德的潜意识，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游戏电玩世界的文化法则等。

　　凡提升、发明、转化、美化人性中的自然性，皆为雅化的。如儒家之性善说、基督教之上帝说、柏拉图之理念说、康德之绝对命令说、人向自然立法说、哈伯玛斯之沟通理性、以及各种哲学与美学中的形上智慧。

　　随俗与雅化，为人类思想之两轮，离一不行。

　　随俗，渐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而雅化，则是传统之根本特征。

　　雅化，是提澌生命、结构心灵的；随俗，是放开生命、解构概念的。

　　当然，二者不是绝对的二元化。随俗中，有雅化的努力；雅化中，又有随俗的用心。

　　可是，以上这种看法，其实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因为，上面这种说法中，雅化的“雅”，似乎是与真实的人性图景两相分离、甚至互不相干的东西。

　　但是二十一世纪渐渐清晰起来的一幅新的人性图景，“雅”也是人性图景中的一部分。

　　就以“善”为例。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人性的真实？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教授孟旦，通过现代社会生物学的成果，揭示了在人的自然本性和遗传中有互惠和利他的先天倾向。也就是说，人生下来，本能地就有利他的倾向。在他看来，这正是儒家的亲亲之仁、亲情之仁具有血缘和亲族方面的根据。孟旦引用了社会生物学研究者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说法以证明儒家亲亲之仁的合理性。威尔逊证明了亲亲之爱，建立在“亲族选择（kinselection）”即基因的自然选择基石之上。“在利他主义行为的起源上，亲族选择特别重要。”

　　威尔逊还说：“在多种有证据的遗传特性中，最接近道德趋向的是，对他人之不幸的移情（empathy），以及婴儿与其保护人之间的某些情感过程。可以为道德趋向的遗传性再提供大量的历史证据。在进化史的过程中，那些使人趋向于合作行为的基因将会在全体人类中占据支配地位。”

　　为什么人总是对自己的亲人、朋友更感到亲和，为什么对亲人、朋友更痛痒相关，为什么更愿意分享一些好东西、好信息，这是一个隐藏在血液里的秘密，是长期的遗传与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开花结果。

　　更值得关注的是，脑神经认知科学最新发现表明，对造成他人痛苦的厌恶感和公平感，是大脑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两大先天情感。科学家通过对大脑的核磁共振实验发现，当患者被要求或选择将一个重伤者扔下船去，以解救其他人时，或选择不采取行动时，所有的患者都选择牺牲一人以拯救他人，而正常人则选择不采取行动。这表明，有病的大脑对道德麻木不仁，而健康正常的大脑则敏感。大脑有关道德情感区（腹内前侧额叶皮层（VMPC））有病的人，失去道德敏感的生理基础，而正常人则有这个基础。（《新发现》2007年八月号《道德的先天基础已被发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道德情感”，情感的理性、自然的基础。

　　二十一世纪新发现的儒家经典：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完全是最古老，也是符合现代科学所探索的人性图景的。

　　其实人类学家也早就发现，人类社会的起源，即人的社会性形成，善是开端。因而我们越多而细致地理解人的历史起源，越是更多地理解人性。人类学家M.D.萨林斯指出：“在有选择地适应新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自利、杂乱的性交、争雄称霸、野蛮的竞争，等等，人类社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了冲突，将团结置于性欲之上，将道德置于力量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化的特点。”另一个人类学家V.斯蒂芬森从他与爱斯基摩人的长期交往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之所以幸福，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按照为人准则生活的。从根本上看，人类与其说是一种竞争的动物，不如说是一种合作的动物。人类作为一个特种生存下去，是因为互相帮助，而不是丑陋的个人主义。”（《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基（Stavrianos）第24-25页。）

　　上个世纪，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流行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小说人人皆知，即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1911—）最重要的小说，名为《蝇王》。“蝇王”是人们自己身上所深藏的恶的隐喻。作者旨在呼吁人们要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婪的可悲事实”，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的无知”。然而，如上所述，互惠利他的基因，先天情感的大脑区域，以及人类学关于合作优于争斗的证据，发现了二十世纪文化另一种深刻的无知，这种跨学科的合力，渐渐地正在拼合为一幅区别于《蝇王》的新的人性图景。这一新的变化，不仅可以反思我们如何利用转化人性负面的固有思路，而且可以以真启美、美善合力，更加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性正面价值的文化主导力量。这不仅可以教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几千年前的性善、仁爱、雅化、守正等观念，而且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省视当代的文艺、文学以及文化固有的思想框架。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附记:

　　我写完这篇文章后，美国科罗拉州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枪杀案，死伤七十人。凶手是一名醉心于暴力电影的退学博士生。关于事件的更多资讯正在调查之中，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位凶手正是暴力文化、上世纪旧的人性图景的一个成果。这虽然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但背后的文化原因却不能不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