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中小文化企业：山重水复路在哪儿
作者：记者 杨浩鹏
2012年09月07日 中国文化报
黄 卓 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民营文化企业有近30万家，占国内文化企业的比例高达2/3，从业人员也有400多万人，占国内文化产业从业人数的近半数。从量上来看，作为我国文化市场主要组成部分的民营文化企业的规模仍以中小型为主。虽然近两年来，借助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利好，许多民营文化企业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但对于多数民营文化企业来说，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依然是困扰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至今尚未消除，更是加剧了许多民营文化企业的生存困难。当国有文化企业乘着政策东风大步前进时，这些民营文化企业能否在山重水复中迎来柳暗花明？能否在文化产业的新一轮跨越中逃离绝境并搭上顺风车？对于民营文化企业这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给予他们最大的重视和持续的关注。
当媒体上铺天盖地地为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欢欣鼓舞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不在政策羽翼庇护之下，却在金融危机风雨中哆嗦挣扎的民营文化企业。他们缺钱，缺人，缺技术，缺政策……国企面前，柳暗花明；他们眼前，山重水复。
一重山：交不起房租，担不起税负
蓝线唱片店，这个当年在北京音乐圈极为有名的民营唱片小店，兴盛时还一度引来国外五大唱片公司谋求合作。虽然当前的唱片产业已不复往日之光彩，但靠着特色经营，蓝线这个纯粹的唱片店还在艰难地扛着这块儿曾经的北京另类文化符号。“不过还能再坚守多久就很难说了，租金一直在涨。”店主傅雄感慨说，从东四十条到地安门，从鼓楼到新街口，小店在几年前还都一直处于京城文化中心地带，但最近几年高涨的房租使得小店开始远离，从二环内向三环外撤离。今年初，蓝线再次搬家，入驻到了北太平庄桥下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地方。
虽然在不断上涨的房租中艰难挣扎着，但蓝线在大多数中小民营文化企业中，相对来说算是较为坚挺的。去年底，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实体书店——光合作用关张歇业，引起了业界极大的震动。而光合作用的命运只是国内民营书业发展的缩影，这几年，全国各地的各类型民营书店相继陷入困境，比如在北京，第三极书局、北京五四书店等相继关门，单向街、北京三联书店收缩规模，而著名学术书店风入松从原址迁出，更是令人欷歔。综合来看，这些民营书店都没能迈过那道令人望而生畏的高门槛——不断上涨的房租。
现在看来，房租已然成为了悬在民营文化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除了不断上涨的房租，我们还要面临不断上涨的人力、物流、仓储等多项成本支出，而这些成本也都被房租给带动起来了。”谈起房租压力，多位民营文化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苦不堪言。
既然成本日益高涨，政府能否像针对国企一样，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然而记者注意到，许多国有文化单位在转企改制中享受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民营文化企业却享受不到。有民营书店的老板称，目前，民营书店每年需要缴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等。民营书店每年除了13%的增值税，盈利后还要缴纳25%的所得税。反之，国有的新华书店在税收上享有免收增值税的优惠，同时还免征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等税种。在很多民营书店老板看来，如果能让民营书店享受与国营新华书店一样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民营书店的经营困境。
此前，业界一直期待着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免中小文化企业的税负。而从8月1日起，“营改增”的试点地区也正式从上海扩至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市。然而这一试点工作开展后却并未迎来民营文化企业的一致叫好，TechWeb创始人祝志军就在微博上称“营改增”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因为其公司财务称“缴费增加了一个点”。有专家分析称，由于文化产业中以中小文化企业为主，“营改增”必须配套实施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才能真正为民营文化企业减负。
二重山：怕找不到好苗，更怕被挖角
作为全国民营演出最为兴盛的上海，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调查，民营文艺演出团体的注册数量占上海文艺表演团体总数的八成以上。然而从整体上看，即使是在优秀人才最为集中的上海，多数民营剧团优秀艺术人才紧缺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据统计，2010年上海所有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仅68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6.6﹪，而国有文艺院团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达754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3.1﹪。上海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共计162人，总数不到国有院团的1/10，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仅为16﹪，而国有院团同类比例达到32.6﹪，要高出一倍多。上海民营剧团的优秀艺术人才的缺乏，由此可见一斑。
比人才匮乏更为严重的是人才的流失，这也成了以演出为代表的多个文化行业内，民营文化企业普遍遭遇的两大人才问题。“以前只怕找不到好苗，现在还得整天担心被挖角。”不少民营文化企业谈起被挖角，愤怒之余都带着无奈。“许多人没经验时在民营企业工作，等有了一定的资历，不少人才都跳槽去了国企，所以这几年我公司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北京华视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素学表示。
“这个演员以前是我们的人。”今年春节期间，河南郑州人民公园庙会，来自河南杂技团的一场杂技表演现场极为热闹，台下叫好声连连，但有一位观众却神情复杂，他是河南濮阳一家民营杂技团的负责人刘伟。据他介绍，台上顶碗节目中居中的那个小姑娘本是自己当初一手带起来的，除了顶碗，舞蹈等各项技艺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本来就要成为团里的台柱，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顶住省市杂技团的轮番挖角，最终被保证解决编制、能够提供更好待遇的省团挖走。
“我们濮阳号称杂技之乡，也存在着不少民营杂技团，但是民营杂技团的生存都很艰难。不否认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民营杂技团之间的恶性竞争，但是大面积的遭到省市乃至国家级杂技团挖角，才是最致命的地方。”刘伟表示，现在除了少部分家里条件困难的，大多数家长都不愿意让孩子练习杂技，因此对于各个杂技团来说选个好苗子越来越难了，然而最痛苦的莫过于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未来的台柱，省市杂技团很轻易就凭借自身的先天优势无偿挖走了。“大团从小团挖人，强团从弱团挖人，而小团、弱团，多数就是我们这些民营杂技团。”
人才的匮乏或流失，带来的是民营文化企业在管理、创作等各个方面的窘迫。“即使在上海，不少民营剧团也没有专职的编导作曲创作人员，往往在需要时临时聘请组合，因此很难形成统一的风格和追求。这也是目前民营剧团鲜见具有独创性和深远影响的精品力作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
三重山：最缺钱的却最难借到钱
“交不起房租，攻不下技术，留不住人才，搞不出精品，拿不到项目，打不赢版权官司……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原因，我们民营文化企业没钱。”有民营文化企业如此总结他们的“败因”。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对于多数民营文化企业来说，缺钱成为了横亘在他们前进路上最难跨越的一座大山。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民营文化企业更是被资金难题直接推下深渊退出市场。
既然存在资金难题，为何不选择贷款？记者注意到，各级商业银行也纷纷与各地方政府开展了政银合作，提供了诸多过亿元的授信，然而有多少能够落实却不为业界所看好。“因为民营文化企业与其他企业不同，很多都没有固定资产，而以无形资产去做抵押，对于银行来说风险太高，而且文化项目的运作盈利周期比较长并且风险较大，收益难以保障，这就导致目前对于文化企业尚不熟悉的多数银行来说，文化产业虽然看起来很美却也很危险，还是暂且观望较为可行。”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差不多10年前，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已近亿元，可是作为民营文化企业想贷款还是非常难，银行更愿意贷款给经营状况不及我们的国有企业。所以，这些年我已经没有做这方面的尝试了。”飞乐音乐传媒集团董事长钟雄兵说。
既然从银行贷款难，那么能否从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中寻求帮助？记者在财政部印发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看到，申请专项资金的企业必须具备多项资格，如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等。但不难发现，国内的许多中小民营文化企业并不能满足上述条件。而对于地方政府更具体的资格要求如申报专项资金的文化企业必须要产权关系明晰，股权结构合理；管理团队素质较高，具备与完成项目相适应的经营管理能力；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资信等级较高，资产负债率低于60%，能够对地方税收作出贡献等，对于多数中小民营文化企业来说，更是无法逾越的资格门槛。财政部日前还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在新版本中，更是对扶持大型文化央企和集团进行了强调。
“如果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资助方向、资助领域和资助对象选择不当，或者对资助对象设置人为障碍，比如现在一些地方专项基金政策中对于非国有的中小文化企业的歧视，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选择性投入非但不能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反而可能会干扰或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或延缓文化市场的发育进程，造成文化产业发展对政府资金的依赖，甚至可能引发不正当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贾旭东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四重山：“国”“民”通婚忙？背靠国企好乘凉！
既然融不到钱，那就靠自己赚钱，但许多民营文化企业发现，这个在各类报道中产值过万亿的行业中，赚钱并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有时候进入市场也成了问题。于是不久前，文化部下发了《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出要对于民营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一视同仁，打破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弹簧门”和“玻璃门”。
“‘玻璃门’是指民营文化企业被人为设置的投资准入门槛问题，而‘弹簧门’是指民营文化企业在市场中被限制性政策挤出来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民营文化企业进入市场遭遇的‘防盗门’‘钢铁门’，这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另外，有的地方为了保证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也会对民营文化企业有一定的限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谈到民营文化企业是否遇到“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时，也承认“很难享受平等待遇”。他说，包括国家财政在内的许多资金投向主要是给了国有文化企业，而民营文化企业很难拿到国家的钱。此外，两者在政策方面也不平等，“比如电影产业，无论是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的占比都是少数，但是电影两张进出权分别给了两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张没有。”
既然财大气粗的万达都对“两门”无可奈何，众多中小民营文化企业更是只能望市兴叹，“比如在政府的文化采购方面，对国有院团很有利，每演一场，政府补贴1.5万元，但这些扶持，民营院团要不断争取才能分到一小杯羹。我觉得，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院团，只要有好的作品都应该同等对待。”河南小皇后豫剧团团长王红丽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感慨良多。
同为民营企业的北京华视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素学有着同样的困惑，不过，他感觉近两年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在政府的项目补贴、奖励方面，他感觉民营企业还是要低人一等，不少条件上是受限制的。
怎么办？许多民营文化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国企，选择“国”“民”联姻。“我们民营企业要想干成什么事儿，往往要傍着国有企业，有点像傍大款，但并不是傍着他们的钱，而是希望分享他们的渠道和资源。” 飞乐音乐传媒集团董事长钟雄兵对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不同境遇深有感触。飞乐音乐传媒集团的前身是广东飞乐唱片公司，曾是当地一家很著名的民营企业。
当年发行唱片、包装网络歌手时，民营与国有身份的不同并不是特别明显，但后来飞乐音乐传媒集团开始接手《中国音乐金榜》的运营，以及之后正式启动了大型演出品牌“金榜歌会”，就感觉到“很多事情不好办”。“金榜歌会”是一个在各个城市上演的大型演出，能有一个播出平台很重要，于是飞乐和CCTV-IP电视《旅游与城市》频道合作，此外，还要寻求与几大视频网站、全国百余家广播电台的合作，以及与中国联通合作，以便使节目覆盖手机网络。
此类现象层出不穷，国企在民企中间变得抢手起来，而不管这个企业有多烂。中信建投投资银行部的一位董事总经理向记者透露，某国有动漫企业虽然至今一部像样的作品都没有推出，但是借着国企的牌子，依然有不少民营动漫制作机构找上门来寻求合作，甚至这块儿牌子也成为了该企业谋求上市最大的依托。而像央视动画此类的拥有播出平台的企业，更是成为了民营动画企业眼中的香饽饽，一时间，这些文化国企业务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