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腊六丸
2012年11月02日来源：文艺报
本书从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诏谕日本开始，到最后一次诏谕日本失败，用史话叙事的形式，较为翔实地讲述了忽必烈历次诏谕日本的经过，特别对元朝大军两次武力征服日本的尝试和努力着墨颇多，较为真实地还原了那段历史——第一次系试探型进攻，出兵近四万蒙元铁骑，攻占对马岛、壹岐岛、博多港地区；第二次出兵分两路，东路军四万人，走上次出兵线路攻占对马岛、壹岐岛、志贺岛，南路军为江南新附军，兵力十万，攻占鹰岛、平户岛。此书对当时元朝、高丽、日本的国内情况以及三边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东亚历史进行时
我们的故事从公元1266年开始。这一年在南宋的子民眼中是咸淳二年，在蒙古人眼中是至元三年，而日本人则叫做文永三年，至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高丽最先使用的是中原王朝后周的年号，北宋代周之后，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北宋的年号。随着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日益强盛，高丽便根据宋辽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使用两国年号。到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灭掉了辽国并活生生将北宋搞成了南宋之后，便又开始使用起金国的年号来。同样，当蒙古人在漠北兴起并取代了金国之后，他们又接受了蒙古政权的年号。总之，高丽并没有自己的纪年，臣服于谁就使用谁的年号，所以，我只能说这一年对高丽人来说，是被后世尊为元宗的王禃在高丽国王交椅上的第七年。
公元1259年，蒙哥汗死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军中，按照蒙古人幼子继承家业的传统，忽必烈(后来的元世祖)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诸部推举为新的蒙古大汗。此时忽必烈正在南宋的鄂州(今湖北武昌)与宋军苦战。得知蒙哥汗的死讯，忽必烈迅速与宋停战，撤兵北归。手握重兵的忽必烈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自立为蒙古帝国大汗，汗号为“薛禅可汗”，同时宣布阿里不哥的汗位是非法的。
四年之后，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并将这一年作为至元元年(1264)。不满忽必烈搞“修正主义”的海外四大汗国纷纷宣布“独立”，不但与忽必烈断绝了关系，甚至还刀兵相向。至此，由成吉思汗所开创的这个疆域广大、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蒙古帝国一分为五。忽必烈得到的仅仅是包括中国北方、蒙古本土和西藏在内的这五分之一。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开始筹划继续七年前半途而废的灭宋大计。也在这一年，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colo Polo)和马特奥·波罗(Matteo Polo)被带到了忽必烈的面前，他们将向罗马教皇带去忽必烈的书信。没错，他们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那个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
还是在这一年，忽必烈第一次向日本这个他仅闻其名的神秘国度发出了国书。
此时的日本正处在第90代天皇龟山天皇时期，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天皇早已“不当大哥好多年”，当时的日本政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天皇之权在将军家，而将军家之权在北条家。
宽元四年(1246)五月，第四代执权人北条经时被毒杀，接班的是其弟北条时赖。这时和执权北条家本来是远房亲戚的名越光时便趁北条时赖立足未稳，联合幕府中的反北条势力后藤基纲、千叶秀胤等人，妄图复辟前将军藤原赖经，自己好替代北条时赖就任执权。北条时赖得到消息后，断然采取措施，迅速肃清了这些反对派，开启了整整一个得宗专制的时代。
表面上看，幕府的政治局面重新恢复了平静，但实际上暗流依然涌动——企图王政复古的天皇，怀念昔日荣光的公卿，渴望实至名归的将军，不满北条专权的豪门，贫穷破产的武士，嗷嗷待哺的饥民……日本社会俨然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可以将其引爆。
两千年属国
本来就只有一丁点儿大的朝鲜半岛，历史上经常分裂成两三个国家互相掐架。由于前前后后冒出来的政权名号实在太多，为了不把大家搞得晕头转向，在这里就姑且将它们统称为朝鲜半岛政权。
东亚历史反复证明，朝鲜半岛国家大多数时候是能够“自主”的，却极少享有真正的“独立”。从朝鲜半岛上最早出现国家雏形开始，其状态用两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属国”。如果要在这“属国”两个字前面再加上一个期限的话，那就是“千年”，并且不是一千年，而是两千年！
朝鲜半岛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实在太晚了，因此，自然无法与已经发展到更高文明阶段的中原王朝相抗衡，甚至于“朝鲜”这个名字都是精通易数的周天子免费赠送的——武王伐纣之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率一支殷民遗族东迁进入朝鲜半岛，周武王姬发就将这块地盘分封给他，赐名朝鲜，建立起臣属于周王室的侯国，从而为半岛地区带来文明。
此后，朝鲜半岛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
朝鲜半岛政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血战到底的结果往往是自取灭亡，然后中原王朝在其土地上设置州郡，直接进行统治。
与之相对的，朝鲜半岛政权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内附，则往往只是名义上失去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名分而已，实际上，不仅能够仍然保留实质性的独立王国状态，还能在所谓的“朝贡贸易”中获取大量好处。
在中原王朝的心目中，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咱不感兴趣，但朝鲜半岛就是咱天朝的组成部分，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也不是独立国家，而是天朝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当然，在半岛政权君主们的内心深处并不这么认为，因此，每一个新兴的中原王朝建立起来之后，必然都要重新把半岛政权修理一顿，才能使他们相对老实地接受新宗主国的领导。
蒙古来使(一)
大蒙古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和计议官伯德孝先等一行于至元三年(1266)八月从上都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高丽当局的临时办公地，即当时称“江都”的江华岛，向高丽国王王禃宣读了忽必烈大汗的诏令。
忽必烈诏令的大致意思是说：你们高丽有个叫赵彝的人告诉我，日本和你们是近邻，也还不算化外蛮夷，文化政治上有可圈可点之处，汉唐以后还经常派使者到中原来，所以，朕特派黑的等人出使日本，希望你好好带路，让他们到达日本；不要说一路上大海茫茫、风涛险阻，也不要说你们与日本没啥联系，这些客观理由就都别说了；你对朕是不是忠诚，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漂亮了，好好干吧！
高丽君臣看到这个诏令，郁闷得个个都在心里直骂赵彝他娘——这没事找事的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
要说这赵彝，确实是高丽人，准确地说，是高丽咸安人。咸安就是现在的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在对马海峡西岸，离当时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港口合浦十分接近。根据《高丽史》的记载，此人本来名叫赵蔺如，长大后自己觉得抄袭人家“蔺相如”的名字山寨味道太浓，于是改名为“彝”，取“法理、伦常”之意。此人出身贫寒，家里养活不了，所以从小就被送进寺庙，打算将来长大以后好让他在寺庙里面当和尚，好歹也能有吃有喝求个温饱。可赵蔺如小朋友在寺院里学了文化，长了见识，就不想当和尚了，于是索性还俗，专心于读书，求取个功名什么的。这个人读书和其他人不一样，别人只学四书五经这些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他除此之外，还选修了几门外语。史书记载，他“能解诸国语”——能读汉文经典原著，汉语自然精通；能跟在忽必烈身边混，不用翻译人员翻译也能够和忽必烈自由交流，估计还狠下工夫学精了蒙古语；由于他的老家咸安与日本人做生意做得很是热闹，经常有日本商人往来，所以他也粗通日本语。
忽必烈很赏识这位“国际化人才”，但凡与高丽相关的问题便常常喊他到身边来咨询。虽然史书上记载他“以谗毁(高丽)为事”，但到底怎么谗毁却语焉不详。从史书上看，他除了一张嘴老给他的祖国高丽惹麻烦以外，倒也没做出什么值得一说的坏事来，但就这样，他的名字还是荣登《高丽史·叛逆列传》。或许，在高丽人看来，正是因为他告诉忽必烈“高丽与日本邻好”，才惹了后面那么多麻烦事儿出来吧。
蒙古来使(二)
高丽君臣知道，通使日本这个事情绝不简单。
忽必烈的诏书虽然只是说要让高丽给蒙古的诏谕使团带路而已，但带去以后呢？以高丽人对日本人的了解，“杀伐好战”的日本是一个可以传檄而定的国家吗？孤悬海外的日本也许对欧亚大陆上正上演着的由蒙古人所主演的转动历史的时代大剧并不知晓，纵然有所耳闻，也必定是来自于与蒙古人不共戴天的宋朝商人之口。除了对蒙古的仇恨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倘若日本不接受诏谕的话，这几乎完全是可以肯定的，蒙古必定派遣大军前往讨伐，就如同这30年来讨伐不愿听其招呼的高丽一样。到时候，蒙古大军跑来一蹲几十年，吃喝用度全都摊派到我们头上了。除此之外，要打仗的话，自然还免不了要征粮拉夫，加收各种繁杂税役，而身为属国的高丽士兵，也必然会被安排“战斗在光荣的第一线”……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日本看到蒙古国书以后不会有任何过激的反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蒙古国书的内容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国书送过去，以高丽对日本的了解，除了激化矛盾，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我们姑且先来看看这封国书是怎么写的：
大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远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罹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返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很多朋友并不习惯看文言文，所以我尽量不直接引用史料。但这是一封历史性的重要文件，而且写得又如此的漂亮，我实在舍不得用自己的译文来玷污这封书信。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封国书确实写得言简意赅，满篇都是“和好”“结好”“亲睦”之类希望友好交往的词汇，但骨子里却实实在在透着一股劲儿，那就是——威胁。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国书一开篇就来了一个定性，这是俺大蒙古国的皇帝送给你这个日本国王的信——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国王，地位尊卑不言而喻。这在蒙古一方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对于早在隋朝大业三年(607)，在给中原的隋朝皇帝隋炀帝杨广写信的时候就说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言辞以追求对等地位的日本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哪怕这封国书故作委婉地在两个头衔中间使用了“奉书”这样一个算是很给日本人面子的字眼。
接着，忽必烈举出了正面的例子给日本作示范——蒙古建国以后，来认我们当大哥的小国多得数都数不清。特别还把高丽也拉出来当了一回先进典型——我即位的时候看高丽被打得可怜，放他一马，高丽君臣感激得不得了。名义上我和他虽然是君臣关系，实际上相处得像老爸和儿子一样开心。言下之意就是，我还在收干儿子，你日本国王快来吧，我特意还为你预留了名额。
忽必烈在信中，其实也给了日本人一个台阶下——你迟迟不来朝觐，一定是还不知道我当皇帝了吧？我特地派人通知你一声，你接到这封信就来吧，识相的话，赶紧的。
最后，就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打仗是谁都不喜欢的，你好好想想吧！
高丽君臣料定日本看到这样的国书会勃然大怒，蒙古使团也铁定不能达成“通好”日本的初衷。但话又说回来了，日本看到国书以后的反应，主动权在日本；而让不让日本看到国书，主动权却握在高丽手中。所以，让蒙古使团压根儿就到不了日本是最好的办法。要让他们到不了日本，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全咔嚓掉，这事儿他们以前也不是没干过。但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高丽已经完全臣服于蒙古，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再折腾了，“欢若父子”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呀。
黄金之国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虑促使忽必烈最终下定决心向日本派出使节呢？老实说，这是一个颇具争议，也必将继续争论下去的话题。
其中一种说法是日本列岛的巨额财富吸引了忽必烈。
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有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以夸张的笔触描述了盛产黄金和珍珠的日本。
他在游记中写道，(日本的)黄金产量极其丰富，不过他们的君王从不让黄金任意输出。曾经到过日本的人告诉他，日本天皇的宫殿极其富丽堂皇，屋顶全用金箔覆盖，室内的天花板同样也贴满了金箔。许多房间里面都摆放着纯金打造的厚重的小桌，窗户也以雕着花纹图案的黄金物品为装饰，其豪华程度用笔墨实在是难以形容。不仅如此，日本还盛产珍珠。那里出产的珍珠呈淡红色，体积很大，比大家心目中已经弥足珍贵的白色珍珠还要值钱许多。按照当地习俗，如果有人死亡，其亲属会将一颗体积较大的珍珠放入死者口中一同下葬。此外，日本人居住的各个岛上还出产大量的珍贵宝石。
在他的笔下，岛国日本完全就是个遍地黄金、富得流油的地方。
虽然《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的真实性从该书问世以来就一直广受争议，但我相信马可·波罗笔下的日本，应当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日本的印象。
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日本，虽然尚未发现后来知名的“三大金山”，但在东北的陆奥国和出羽国、中部的富士山麓以及九州南部的萨摩国所发现的金矿矿脉早已得到成熟的开发与开采，特别是东北地区一系列金矿的发现更是促进了当地的繁荣。入宋僧人奝然给宋太宗介绍日本情况的时候自称“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被誉为给“平泉金文化”带来繁荣的五座有名矿山在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9.0级强震海啸袭击中，都属于重灾区，例如大谷、鹿折、八针矿山都在岩手县气仙沼市，玉山矿山在岩手县陆前高田市，金出矿山在岩手县大船渡市，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当年挖金子挖得太猛改变了地质构造。)
与中国人追求中庸的境界不同，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透着一股子极端。这一民族性格体现在审美上，就是简约淡泊、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审美观念与华美奢侈、精雕细琢、浓墨重彩的审美观念共生共长，并驾齐驱。其华美奢侈一面的审美观念具体映射在建筑风格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黄金来装饰建筑物的喜好。
天治元年(1124)，统治东北奥羽地区的藤原氏修建了中尊寺金色堂，从室内的墙壁、立柱到室外的门窗、屋瓦全部都贴着金箔，看起来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金光闪闪。可以据此认为，人家马可·波罗虽然喜欢夸张地描述在东方的见闻，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肆意夸大。想必确实是有一些中国的商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亲眼见到过这些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吧。
顺带说说，这一建筑喜好在之后的时代被日本的统治者们发挥到了极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京都北山修建金阁寺，其舍利殿的第二三层全用镀金装饰，立柱、墙壁、栏杆全部贴以金箔。战国大名织田信长修筑安土城，外观五层，内部七层，全用金箔贴瓦，内漆泥金，时人称赞道：“上金光闪闪，下也金光闪闪，连心词也不及。”被称为“太阁”的暴发户丰臣秀吉修筑聚乐第耗费了6千锭的黄金和2.5万锭的白银，又为正亲町天皇修建小御所，从茶室到茶具全用黄金制作，消耗黄金高达36.5万两。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兴建日光东照宫，也是金碧辉煌，耗资甚巨。
这要搁现在，哪怕民航局不告你金光闪闪危害航空安全，周围的居民也要举报你搞光污染了。还是咱中国人懂得什么叫低调啊，有了金子在家里挖个深坑藏起来，既不怕贼偷又不怕贼惦记。
除了建筑和器皿大量使用黄金外，日本皇室、公卿和高级武士在礼服、盔甲上面甚至也装饰以黄金制成的丝线和部件，这就不能不让见到这副穿戴的异国人对日本盛产黄金的说法深信不疑了。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
蒙古贵族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其他珠宝奢侈品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海量需求。一部《元史·世祖本纪》就是一部忽必烈向宗亲、贵族和有功之臣发放金银珠宝的流水账簿，三天两头就见他给别人发黄金——这个月大臣甲打退了宋军进犯奖赏黄金500两，下个月大臣乙攻下了宋朝某个城奖赏黄金1000两，宋朝的大臣丙跳槽过来也赐以金牌外加黄金2000两作为安家费，年终岁尾还得按照惯例给诸王、后妃、宗室、亲族发成千上万的年终奖……
这一切都需要真金白银，不是随便印刷几张“至元宝钞”就可以打发过去的。因此，当忽必烈知晓日本列岛盛产黄金等物产之后，想要把它纳入自己的帝国体系也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说，从忽必烈屡次给日本当局的国书和其他的相关历史记载里面丝毫都看不出忽必烈诏谕日本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其实美国当年攻打伊拉克不也没喊明了自己是奔着石油去的吗？
很大一盘棋
至元三年(1266)的蒙古帝国疆域，北临北冰洋，南到长江沿线，将西伯利亚、青藏高原和云南等都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天山南北、白山黑水这些盛产黄金的地方尽数都在忽必烈的控制之下，他甚至有专门的军队用于寻找、采掘金矿。
一句话，忽必烈不差钱！
既然忽必烈不差钱，那么忽必烈决心诏谕日本就并非主要是为了日本的财富，因而前面说的一种观点自然也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其实，忽必烈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盘棋！
持这种观点的人站在当时整个东亚战略形势的宏观角度，认为忽必烈诏谕日本是为了在政治上孤立南宋，在军事上威胁南宋。这种说法在日本史学界也获得了日本人的广泛认同。
忽必烈诏谕日本的时代背景，正是大蒙古国准备大举南下讨伐南宋之时。因此，诏谕日本一旦成功，对即将展开的征宋之役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
其一，经济上削弱南宋。
短短几十年时间，大蒙古国便征服了从东亚到东欧的广袤大地，逼得罗马的格雷戈里教皇不得不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布檄文，希望西欧和中欧诸国都集合在十字架下对咄咄逼人的蒙古人发动圣战。
常言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什么独独南宋就能够在帝国的身边睡了100多年还没有亡国？除了宋人的骨气、战术、科技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在于宋人有钱。
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我们所熟知的宋朝是一个有着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之害”的朝代，一副积贫积弱、可怜兮兮的讨打脸孔，但从更多的史籍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自信、开放，藏富于民的南宋！海外贸易，是南宋财政的重要支柱，使得南宋能够有足够的财力与蒙古帝国沿着蜿蜒曲折的整条长江全线对抗。
诏谕日本，中断日本与南宋之间的贸易往来，能有效地打击南宋的经济实力。
其二，政治上孤立南宋。
曾经向宋廷朝贡的高丽王国已经被纳入蒙古帝国的体制之内，本以为普天之下未臣服之国只剩下一个南宋的忽必烈偶然间听说在离自己仅有咫尺之遥的东海之中居然还有一个岛国日本存在。这个日本不但不主动拜服在帝国的兵威之下，更为可恨的是，他竟然还和自己最大的夙敌南宋整天眉来眼去。
这绝对是不能允许的！可以想象，忽必烈听闻此事之后的震惊与愤怒。
诏谕日本，让他站在自己一边，彻底断绝与南宋的交往，让南宋在四面楚歌之中走向灭亡吧！
其三，战略上夹击南宋。
至元三年(1266)的大蒙古国可以说早就已经完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公元1234年，蒙古暴力灭金，取代了金国的地位，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1252年，蒙哥汗派兵遣将以又拉又打的方式，将位于今天的青藏高原的吐蕃诸部纳入自己的统治，平定了现在的西藏地区，从而能够从西部高原上俯瞰南宋的四川盆地；公元1255年，忽必烈麾下大将兀良合台取道已经臣服的吐蕃地区，千里奔袭，出奇制胜，迅速攻占大理全境，设置19个万户府进行统治，从而完成了对南宋西南面的侧后包抄。
三面包围已经完成，只剩下东方一面，而这一面却是浩渺的大洋。
如果从北、西、南三面同时出动大军围攻南宋的时候，能够从南宋东面的某个地方派出一支军队，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离南宋都城临安府不远的海面之上，南宋君臣一定会首尾不能相顾，其抵抗也会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在南宋东面的海上会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吗？
是的，在蒙古人的眼中，日本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忽必烈身边的高丽人的描述中，日本列岛正好在朝鲜半岛的正南方，也就是在南宋的正东方，从高丽南部出发，顺风就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大军从日本出发征讨南宋，估计也是极为方便的。当然，如果穿越时空给忽必烈大汗送去一幅卫星照片，让他看看真实的地理格局，他一定会吐血的。
诏谕日本，对南宋形成战略合围，忽必烈在下好大一盘棋！
(摘自《忽必烈用兵日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