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运河贯通的江南因素略述

作者：周之桓

2012年11月15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小楷《念奴娇·赤壁怀古》 薛洪明 书

　　隋炀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大业”，并且营建东都、修造长城、凿通太行驰道，一番大有作为的景象。隋炀帝开通济渠和邗沟，“御龙舟，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隋书》卷三）。并且还有记载，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虽然隋炀帝最后没有东巡会稽，但扬州是去了的，而且三次到扬州。一般而言，学者们都认为隋炀帝是去扬州游玩，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也说隋炀帝荒淫无度、劳民伤财。也有学者已经认为隋炀帝并不是完全为了游玩，也是为了稳定江南的局势，并且提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但这些观点仍然没有特别重视江南因素对于大运河贯通的重要性。

　　江南士族的历史传统 士族门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一般而言，士族门阀制度发轫于汉魏之际，经过西晋的发展，到了东晋时北方士族南下并到达鼎盛，有“王与马共天下”之势，到了南朝则开始衰弱，最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正是“五胡乱华”导致北方大族南迁，使得江左世家大族出现，如东晋谢氏、王氏就是显著的代表。虽然在《魏书》中有记载：“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魏书》卷8）但到了隋朝建立，并灭了陈统一天下后，江左士族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这是与江南士族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开篇就提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岀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而“梁、陈”的这一传统就是江左传统。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指出：“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不衰。”可见一个士族内部的文化与家族传统是维系家族昌盛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从《隋书·经籍志》中便可发现南朝经士与士族家门的巨大联系。同样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有隋一代，在书法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左的智永，这位王羲之的后代。

　　虽然经过历史的巨大变革，但凭借着文化精神的支撑，江左士族一直维系了下来，并且为之后江南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有些高门世族，如萧氏、陆氏、张氏、顾氏，六朝以来，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至唐代，仍然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通过科举入仕，从而使门第始终不败，有的甚至“八叶宰相，明德相望，与唐盛衰”。而到了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局十九”（《全唐文》卷五五五）。江南士族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逐渐上升。

　　隋唐一统之前天下混乱的局面，是之前多个地方传统的集合，而这其中梁、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地理角度来说，也就是江左传统，这便是我们俗称的江南士族。隋唐江左势力很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与之前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

　　隋朝统一以后的江南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是为隋文帝，定都大兴城，隋朝建立。在隋打败突厥后，开皇七年十月隋文帝废除了西梁国。隔年文帝便发动了灭陈之战，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秦王杨俊、河清公杨素为副帅、高颎为参谋、王韶为司马，兵分八路攻陈。开皇九年（589年）二月，隋军进入建康城，俘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590年）九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隋朝统一天下。这样，继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

　　统一全国后，隋文帝将中原的多种政策推行到江南故陈地区。其均田制与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原来江南地区的江南士族和豪强的势力，并减弱了土地私有制。但毕竟以隋文帝为代表的“关陇集团”与江左传统存在差异，加上故陈人士对隋朝的不满，矛盾一直存在。隋朝的州、县两级制度，以及《开皇律》的某些条文也使得江左人士难以适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左爆发了武力反抗。《资治通鉴》卷一七七载：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于是婺州王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侩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忄夌）、饶州武石化、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城。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故陈境内烽烟再起，这对隋朝的统治产生了严重威胁。此外，还有京口朱莫问、晋陵顾世兴、无锡叶略、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陆孟孙及黟、歙沈雪、沈能等。江南自东吴政权以来就有形成割据之势，加上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各地区较为独立的发展，到了隋朝，江南与中原的联系越来越小。开皇年间的这次江南士族与豪强的反隋之战给当时的隋文帝带来了很大的震撼。《隋书》载“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才最终平息暴乱。经10个月的战争，江南彻底统一。

　　隋炀帝贯通大运河与下江南的原因再分析 关于隋炀帝贯通大运河的原因，学界以及历史教科书上，大多认为隋炀帝好大喜功骄奢淫逸，为了去江南巡游，以及将江南的物资运往中原。总之多从经济以及皇帝个人的角度论述。但是贯通大运河，尤其是开凿了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江南多年来与中原联系不紧，大一统的隋朝需要江南与中原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在做准备了。开皇十一年（591），在平定江南豪强叛乱的同一年，杭州州城建立。“隋平陈，废（钱塘）郡，改为钱塘县，又省陈留为绥安县，割吴郡之盐官、吴兴之馀杭，合四县置杭州，在余杭县……十一年，复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今郡是也。”（《太平寰宇记》卷九三《江南东道五·杭州》）

　　正是在杭州州城的兴建完成之后，使得隋炀帝能够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将杭州与京口联系起来，并贯通连至中原的大运河。可以说隋文帝当年兴建杭州州城就是有意要巩固江南，而且在江南士族和豪强爆发了反隋斗争之后，隋朝统治者更加进一步认识到稳固江南的重要性。新开的江南河北起今江苏镇江京口，向南依次经过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浙江嘉兴，然后经石门、冲服、长安、临平，最后从上塘河到达杭州。这一路线与今天大运河大致相似，地理位置几乎囊括了今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三角洲。

　　隋炀帝对当年镇压江南叛乱印象深刻，因此他继隋文帝之后对江东形势十分重视，这是他最终贯通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他南巡扬州等事例真实存在，但他肯定不可能是为了骄奢淫逸才大开运河并南巡的。当时隋朝建立不久，加之隋朝欲攻朝鲜等原因，政治形势较为复杂，隋炀帝应该没有功夫去游山玩水。南巡扬州就是为了震动江南士族，让他们知道中央的权威，并且作为了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原因。《资治通鉴》载隋炀帝本来还想南巡会稽的，但最终只去了扬州，因此贯通大运河的目的肯定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运河贯通后，交通大为便利，这样可以大大加强京师与江南地方的联系，并且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角度控制江南，而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为之后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隋朝国祚短，而也正是隋朝的种种基础性的工作，为唐朝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中大运河便是一条经济命脉。唐袭隋制，并且有一套运河的管理制度，有了“河官”，且其职责以“漕运”为主，之后设立了盐铁使，“河官”既受其统一管理。

　　同时借官河灌溉农田，地方官员也有责任维护航道。运河的各处都有专人巡检。可以说唐朝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不能掩盖隋炀帝贯通大运河的功绩，其贯通大运河并南下江南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在建国后江南士族与豪强反隋的不稳定因素的促使下，才最终贯通大运河的。而大运河贯通之后，又促进了南北交流，并且为后世京杭大运河经济枢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