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寻根中让精神还乡

作者：张富宝

2012年12月03日  来源：文艺报 

　　张学东的“自信与忠诚”是他的创作动力，从《西北往事》《妙音鸟》《超低空滑翔》到最近出版的《人脉》，每一部长篇小说都血肉丰满、个性鲜明，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是非常不易的。

　　在宁夏青年作家群乃至全国的“70后”作家中，张学东是一个视野开阔、个性十足、风格鲜明的作家，他的作品鲜活、生动、饱满，充满质感、厚重感和正义感。张学东的作品，常常把“人性幽微”放置在一个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中进行双向审视，因而显得深沉而开阔，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同时，张学东以诗意的光亮和深沉的文化关怀，给予“底层”巨大的人文关怀，他的小说一方面近乎残酷地表现出人在面临各种创伤与苦难时的血淋淋的“疼痛”，另一方面也近乎执著地赋予人生以轻灵的“诗意”。那种感同身受的“疼痛感”与挥之不去的“诗意情怀”，已经成为张学东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多年来，张学东坚持超越、创新自己的写作技艺，使得他的小说带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和先锋气质，显得卓尔不群。如《西北往事》的“童年叙事”，《妙音鸟》的“魔幻叙事”以及《超低空滑翔》的“现实主义叙事”，都带有明显的实验色彩。张学东对小说文体的自觉，也使得他的长篇在语言、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的处理上都显得严谨而大气。

　　张学东说，《人脉》是自己写作生涯中“最为成熟也最为庞杂的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脉》的出现，标志着张学东的写作已经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局促走向了开阔。换句话来说，通过《人脉》这部小说以及这么多年写作的积淀，张学东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写作方向，即对“文革”时期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别有深情”，从而有效地释放了自己的激情、思想与技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作家对写作题材的选择，对历史与现实的处理，并非完全是“自由”的，而毋宁说是一种“天命”，因此最能彰显其写作能力和精神品质。

　　这部小说可以为我们提供多维阐释的角度和空间，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的解读都是对它的一种遮蔽。简而言之，把《人脉》放在张学东长篇创作的历史中来看，如果说《西北往事》是一部少年人成长的“叙事诗”，充满了青春的伤感、迷惘、疼痛与梦想，《妙音鸟》是一次“文革”时代的魔幻旅行和“变形记”，《超低空滑翔》是一台生存现实生态的“解剖手术”；那么，《人脉》则是“后文革时代”的一次“精神把脉”。

　　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多年以前，一个名叫“丹”的孩子无意中发现了母亲在箱子底下深藏着一张黑白相片，上面是一个军官模样的男人，军衣、马裤、战靴，腰带上还别着漂亮的手枪和战刀。他把照片带到了学校，并给同学传看，他说那是他的舅舅。直到灾难降临他才明白，照片上的人是他的外公：一个已故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可怕的灾祸火焰般地在父母身上燃烧。丹从此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亲人，他一夜间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显然，这是一个受到“文革”伤害的故事，它构成整个小说的叙述背景。而“丹”流浪到“五尺铺”成为“乔雷”，则是一个成长与救赎的故事，它显现出作家对“后文革时代”的一种深切关注。

　　在我看来，《人脉》是一部充满“情味”的作品，其中不乏跌宕起伏、纷繁复杂的父子情、祖孙情、师徒情、兄妹情、男女情等等，但“情”并不是它表达的重心，而只是一种“表象”。这部小说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切入了“后文革时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历史景深，因此，它的特质并非是“流浪性”与“传奇性”，而是经历历史之痛的一代人的文化寻根与精神还乡，它依然关乎张学东小说“伤害与救赎”的创作母题。

　　巴尔扎克曾经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真正伟大的长篇小说都必然要涉及到对历史与现实的包容与处理，都要指向人类存在的深层、人性价值的终极。这也是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真正的难度和魅力之所在。毋庸置疑，“文革”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它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刺激和孕育着当代中国最为复杂的文学想象。在我看来，从“民族国家文学”到“后文革文学”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质和面貌。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何去呈现那段过往的“文革”历史，不仅是对一个作家的叙事能力和小说技巧的挑战，更是对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思想责任的考验。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组死亡的时间和档案，不是某些重大事件的消逝与终结，真正的历史是一种“幽灵”，是一种“灵魂的记忆”，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根脉的传承——它是“活”的，它是无法被遗忘和舍弃的，它已经融入了波涛汹涌的现实生活之流，潜伏在我们的身体与灵魂之中。我甚至有些固执地认为，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如果不能从这里触及到中国社会和人性的深层，就不可能写出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张学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保有浓厚、持久的创作兴趣，通过《妙音鸟》《人脉》这些作品的创作，他已经“上路了”，他的努力也将为“70后”作家从雷同、重复与平面化的小说创作中“突围”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

　　小说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小讨吃”，是一个被时代与政治“无辜”伤害和遗弃的人，经受过很多的人生挫折和不幸。这种身份与角色的设置本身就意味深长，它让主人公从开始就处于一种无根、漂泊、矛盾性的生活状态之中，他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命运——这是一种“历史之罪”。小说中频繁转换的叙事人称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殊人物的心理性格，他的灵魂深处时刻有一种无法回避的分裂与撕扯，丹、乔雷以及“我”构成了一部“交响曲”，仿佛一个人硬生生地被历史和现实分割成两半，人物始终在两个灵魂之间自言自语。问题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承担这种“历史之罪”？他如何完成自我的救赎与超越？进一步而言，在“文革”之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该如何面对历史呢？

　　庆幸的是，在丹成为乔雷之后，他的成长中并不因此而充满仇恨与怨愤，而是充满了关爱和温情。可以说，乔雷是一个深情的人，他更是一直生活在一个深情的世界，生活在亲情、爱情、友情、乡土家园情的包裹与守护之中：这“情”中有仁、义、礼、智、信的文化情怀；这“情”中有爱，有宽容，有超越，有悲悯；这“情”中有良知，有道义，有承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就蕴藏在这“情”的背后，世代传承。正是在对“情”的反复体验与回味之中，不断经历人生磨难与创痛的乔雷才真正成长了起来，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从一种无根的被迫害、被遗弃的状态中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精神的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中的“人脉”不仅涉及到复杂纠葛的人际关系，更涉及到人情人性的纵深，它的真正含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是真、善、美的东方式命题。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中，中国传统的“人情”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泛娱乐社会的大众狂欢，商业社会的利益崇拜，消费文化的肆虐冲击，让“情”越来越淡漠，让道德伦理经受着巨大的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加缪寓言的“数学般血淋淋的现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小说中哑女乔虹的“失语”状态与死亡遭遇就具有了强烈的隐喻意义，她成了传统文化现代性命运的一种表征。

　　小说中写道：“没有古老的文化根脉为依托，再现代的事物都会显得轻飘浮泛。”这是这部小说的“文眼”，也是作家的别有用心之处。因此，张学东的《人脉》，不仅是给那个特殊的时代和人群的“把脉”，而更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小说在对历史的想象与记忆背后，也隐含着对现实的焦虑与关切，这种“双向审视”使《人脉》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