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理想
作者：徐 珂
2012年12月04日 来源：求是理论网
美国是“自然之国”，美国自然文学以美国自然风景为对象，融入了美利坚民族的道德价值判断和审美精神。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美利坚民族的审美文化氛围里形成的，由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体验所肯定的关于美的观念尺度和范型模式。它渗透于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感受之中，与一定的世界观、社会制度和实践要求密切相关，主宰着一定时代美利坚民族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美国自然文学是内在精神体验与外在自然景物相互交融的产物，其审美理想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体现出来的，是美国自然文学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理想可以用来衡量和评价美国自然文学中的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各种事物与现象，引导人们正视并揭露人与自然中的矛盾和问题，鼓舞人们不畏艰难，为光明的未来奋斗、拼搏。可以说，揭示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是分析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国自然文学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现实、产生审美理想，并实现审美理想的过程，其审美理想产生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自然文学创作实践中，并在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随着社会和哲学美学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一
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理想深受人类中心论的影响，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强调自然满足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强调人应该按照理性所颁布的道德法则行动，超越人自身的自然和外部环境，人为自然立法。在人类中心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美国自然的文学审美理想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17和18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在人的主观心灵与自然环境的审美结合中，更多强调“人”对“自然”的观察
17世纪，北美大陆还是一片“草木榛榛”、“鹿豕狂狂”的荒野，出没于森林草地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仍过着一种粗犷的游牧生活。英国清教徒踏上这片新大陆，对这里的自然荒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陌生化、新奇化和离间效果。那时候，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只有工厂手工业，人们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十分有限，对世界的认识仅限于知识是感觉上的理性思考，或者经验是经过感觉进行适当归纳或演绎获得的。这一时期的美国自然文学，让人置身于“一个满目荒野的国度，离原始时代更近”。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人们旅行、定居、耕作，以及海岸、岩群等自然景观和气象，向人们呈现了一片圣洁、富饶的沃土，让人看到了异域自然的美妙、甜蜜和迷人；而威廉·布雷德福在《普利茅斯开发史》中描述了移民眼中的“咆哮的荒野”，让人对自然萌生了更多恐惧与迷惑。由于当时对世界认知的局限，以及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自然荒野仅仅是作家的直觉感觉，缺乏必要的艺术思辨能力和理性审美能力，文学神性色彩浓厚，和上帝甚至魔鬼相连，在表现对自然无上热爱和敬畏之情的同时，也打上了神性不可知论的原始思维桎梏。
18世纪是人性解放与理性自觉时代，古典力学对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作出了机械的解释，变成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典范。人们理性的自觉带来了对感觉的怀疑和批判，同时对感觉的不确定性又影响了理性的统一，带来了人们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和发展，生活在北美大陆的移民不得不从自然中攫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以及技术的广泛运用开始影响自然荒野。这一时期美国自然文学中的自然仍然是不确定的、粗俗而危险的，但已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和人类精神的寄托物。乔纳森·爱德华兹把自然看作是上帝创造的精神世界的影子、人类心灵的风景；约翰·巴特姆在土壤、草原和溪流中看到了自然的实用价值和美的享受，同时把自然看作和人一样，具有秩序、平衡和相似的灵性事物；维廉·巴特姆以满腔的热情描绘自然的壮美和优美，从自然中获取内心的平静与幸福。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洲鸟类学》以诗人的灵感捕捉到了丰富多彩的动植物特性，并把鸟类拟人化和美国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仍然具有上帝和魔鬼的神性色彩，从中可以看到怀疑和不可知论的影子，同时也间或搀杂着对人类的居住会给某些自然繁殖带来毁灭性影响的担忧。
二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从人类中心论出发，在人的主观心灵与自然环境的审美结合中，强调“人”对“自然”的精神体验
19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展开，人们战胜自然的乐观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人类中心论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那里达到了巅峰。人们在对感性的怀疑批判和理性的分裂中，找到了感性的确定性和理性的重要性，发现了感性和理性的合法合理性。理性经由康德确定，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巅峰，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成了理念的影子。而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终于在实践中达到了科学的矛盾统一，由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了古典哲学的高峰。那时候，美国荒凉的大地逐渐高楼栉比、烟囱林立、机声盈耳、阡陌纵横。
这一时期的美国自然文学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和体验自然、从自然中寻求理智、信仰和文化根源的气候。托马斯·科尔《论美国风景的散文》的自然以其原始、荒凉、清新的梦幻预示着一种勃勃生机，给美国这个新生或家以自信、力量和魅力。爱默生在康科德的原野中找到了滋润心灵的甘露，在《论自然》中，他提出了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人生的课堂，从自然中可以找到智慧、美德和自我，而理智和心灵都需要荒野和乡村的景色来滋润。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以清纯、高洁、乐观、自由和野性的态度融入荒野的简朴生活方式，发挥看、闻、尝、听、摸五官作用，唤醒人们随着自然四季而不断更新生命，使生活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惠特曼《草叶集》以狂热的激情，表达了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的思想。这一时期文学中的自然因人性的无尚光辉而充满了自信、生机和活力，成为人们提高精神境界、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的圣地。这一时期的自然文学，人的身影仍在与自然对话，但神性色彩已褪去，“自然”成了写作的第一主题，全面展开的是自然丰富多彩的客观和精神相统一的美学属性。这些文学也告诫人们以节制、明智而不是以快乐、破坏的态度对待自然，认为保护荒野、拯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和拯救人类自己。
二
从20世纪初期至今，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理想深受反人类中心论的影响，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这一时期的哲学，从尼采开始，批判科学活动中主体性的极端膨胀，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罗兰·巴尔特等西方哲学家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精神的栖息地，自然是人生存的根基，人必须在天地之间获得自己生存的尺度，自然为人立法。在反人类中心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20世纪初到中期的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从反人类中心论出发，在人的主观心灵与自然环境的审美结合中，强调自然对人的精神慰藉
20世纪，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污染等对自然的破坏已影响到人们的生存。自然在人类的欲求下已经严重萎缩，成为人类社会的附属物。人类以自我为主宰的观念日益强化，并走向了它的方面。同时，现代工业的兴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和孤僻，社会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其不完美和恶势力的存在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只好从自然中汲取战胜心灵创伤的勇气和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现代哲学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批判甚至反对的精神，以及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逐步兴起，深化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这一时期的美国自然文学，描绘的是由动植物与人共同拥有的多维全景的自然，表现了工业文明对自然荒野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严重后果，寄托了对土地、荒野和自然的向往热爱，希望在自然荒野中找到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充满了为自然辩护的激情和保护自然的理智。约翰·巴勒斯在《醒来的森林》中以蹑手蹑脚、充满期待的方式游历和体验自然，感受清新的森林，结识不同的鸟类，探索原始的、活生生的大自然中的奥秘，为自然中的土地、树木、鸟类等景物注入了情感，使之成为精神的风景。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把切身体验自然与赞叹欣赏自然的感觉合二为一，引导人们善待自然、珍惜脚下的那片土地，从自然中寻求精神价值，传达了贴近自然、善待自然的科学生活方式。约翰·缪尔在山野旅行和勘探中，记录了更为广袤的自然原野，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神圣的精神世界，给那些愚昧的现代文明者带来了光明。他的文学宁愿迷失在荒野和山谷中，以心灵和身体欣赏和寻求自然彼此相连而又和谐的整体之美，捕捉自然欢快的精神韵律，也不愿意循规蹈矩地社会在现代文明中。他认为，自然的东西和人工的东西可以相互媲美，甚至更好，人们不分青红皂白、根除或驯服自然粗犷的部分的行为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他以对自然宗教般的热爱、超前的忧患意识和实际行动，反对为了服务人类、唯利是图、任意利用自然的行为。玛丽·奥斯汀在《少雨的土地》中以干燥少雨、空旷贫瘠甚至丑陋无用的沙漠为背景，以一幅幅小风景画描绘了荒漠壮丽、恐怖和令人心驰神往的奇特景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含有生态、性别、民族的独特多元自然世界。她的文学把所有的生物看得同等重要，每一种生物都与整体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人的声音被淡化，逐步被众多的声音所取代，个体要以平等的身份接近和融于自然。她通过描写荒漠世界以及赞美印第安人与所处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为工业文明缓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借鉴。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自然成了与个体平等的精神寄托之物，以及批判和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载体，许多作家都亲身投入了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工业化的潮流中。
二是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从反人类中心论出发，在人的主观心灵与自然环境的审美结合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0世纪下半叶，消费主义根深蒂固。从满足人的欲求出发，不断创新的科技力量重新获得人们的肯定和提倡。同时，科技理性、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等所引发的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盘剥与利用已使自然消退，人类的生存已处于严重威胁之中，人的精神趋于枯竭，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沙漠化和荒原化倾向。由此，也带来了人们对自然和世界更为深刻的认识。作为后现代主义精神底蕴的解构论以极度宠信理性的态度，从反形而上学出发，冷静无情地颠覆传统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拆任何权威、同一性、中心，试图获得对世界更为本真的认识。
这一时期的美国自然文学为了调和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的矛盾，从变化万千、形态各异、多元共生的自然世界中，拼凑各种支离破碎的自然精神，重拾信仰、重建信心，构建生存支撑力，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为人立法辩证融合的思想逐渐成为普遍共识，人和自然不再仅仅是对方的中心和主宰，而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历》中描述了耕种和修复土地简朴而又休闲的乡土情趣，并从极度物质化的现代社会里看到了生态被人破坏、病态呻吟的自然，提出土地是一个由交错联结的事物链和能量循环组成的有机组织，呼吁培养生态良心以及对土地的责任和义务，建立有利于土地健康、恢复保护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关系的“土地伦理”。他把荒野看作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把荒野生活当作比物质享受具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的人权。爱德华·艾比在《大漠孤行》中提出，荒野是现代文明之根，随意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盲目发展是对现代文明的背叛，所有生物都平等，人类保护野生自然环境是个道德问题，工业技术本身并不可恶，关键在于使其处于可控制范围之中，人们可以通过公平而理智的妥协，达到自然荒野与现代文明的平衡稳定状态。由此，他提倡一种贴近荒野的简朴生活，呼吁人们追求自然中的宁静之美。安妮·迪拉德在《汀克溪的朝圣者》中在特定时光里用复杂而客观的眼光看自然，发现了自然的神灵、美丽、惊奇和精神，也发现了自然的阴暗和恐怖，描述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生态关系。亨利·贝斯顿在《遥远的房屋》中，通过描绘大海、海岸和海空的风景，既赞美了自然的壮丽，又揭示了自然的冷酷，提出动物不应由人来衡量，它们既不是我们的同胞，也不是我们的下属，而是与我们共同漂泊的别样的家族。特丽·T·威廉斯《心灵的慰藉》从形态、神态及审美的角度描绘犹他洲的盐湖湖畔风景，讲述了在现代社会里当人类面临不确定因素甚至灾难及人生悲剧时，如何从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升华。加里·斯奈德从中国唐朝诗人寒山“野性便山水，本志慕道伦”的洒脱生活方式及精神追求中，寻找到了野性的真谛就是心灵无拘无束、内心充满活力的一种健康心灵状态，由此提出了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从我做起、负起责任，从现代文明脱身、身心都重返土地的重新安居的论点。这一时期的文学完全摒弃了人为自然主宰的观念，个体自我意识转变到自然生态意识，更注重自然荒野而非自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实践逐步展开，许多作家不仅用作品而且用亲身实践呼吁人类肩负起保护荒野，特别是恢复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
三
美国自然文学审美理想历经长期审美经验的积淀和升华、日臻完善，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认识过程，逐步达到了成熟状态，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观。从17世纪以来至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一直存在于美国自然文学中。17、18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对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自然界的欣赏，以及对生物世界秩序、平衡、相似等造物技巧的感悟，都透露出原始生态主义的朴素的感性认识。19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把自然作为人类精神的永恒之物，从内心精神世界和外在自然环境的审美融合中，得到了人的个体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形而上的生活。20世纪初期到中期，通过对恶劣和荒凉自然环境，以及印第安人生存方式的反理性的审美反思和感受，认为必须反对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对自然荒野的侵害，强调人要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和融于自然，保护自然生态。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从肯定科技理性和社会文明的立场出发，通过寻求人类和动植物世界一般共同的生命意义，发掘自然多元复杂的风景和野性的精神价值，主张通过欲望、内心和行动的调节，抵制科技理性和社会文明带来的破坏，从而获得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共处的辩证的生态整体观。1963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被看作是美国自然文学生态意识独立自主的标志，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都处于科技理性、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等的影响之下，美国自然文学的审美理想—生态整体观作为一股文学思潮，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社会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首先，生态整体观拒绝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反对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热情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其次，生态整体观拒绝绝对的自然中心主义立场，认为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其真谛就是无拘无束、自由而又充满活力的一种健康生存状态，主张将自然精神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并将之培育为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念。再次，生态整体论拒绝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主张把人与自然从对抗—征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注重以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关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美国自然文学的生态整体观对于我们保护自然、恢复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生态整体观站在高度发达的后工业文明基本满足人们奢侈生活欲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文化生活目标。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要在提高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生存欲求的基础上，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为此，我们不仅要用良知上的尊重和道德、用善待自然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氛围监督和约束对待自然的行为，而且还要用制度和执法等方法来惩罚和防止伤害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用科技自主创新等手段不断推动人们的实践，实现满足人们更高生存欲求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完美统一，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理想境界。
参考书目
1、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
2、程虹：《宁静无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3、约翰·巴勒斯：《醒来的森林》，程虹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
4、亨利·贝利斯：《遥远的房屋》，程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
5、特丽·威廉斯：《心灵的慰藉》，程虹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综合处处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