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良性循环的文艺生态

作者：梁胜明

2012年12月10日  来源：文艺报  

　　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史、文艺理论，是构成文艺生态的四种基本要素。这四种要素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彼此依附性，四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需要文艺生态的良性循环和辩证统一。这一切都是以深入社会生活为源泉，以服务人民为归宿的。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涌现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正确反映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表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给了广大人民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鼓舞，使广大人民享受到了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但是由于某些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认识原因，也产生过一些模糊认识，如认为“文艺创作是感性形象思维，理性逻辑思维妨碍文艺创作”的错误观念。诚然，文艺创作主要运用感性形象思维，如同科学研究主要运用理性逻辑思维一样。但是，人类的思维总是感性与理性、形象与逻辑、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的对立统一，只不过由于职业的不同各有侧重罢了。如同科学研究的抽象的理性逻辑离不开具体的感性形象一样，文艺创作的具体的感性形象也离不开抽象的理性逻辑。一些人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沉浸在脱离现实，表现自我的圈子里，进行个人化和私语化写作；一些人采取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专事展览人的自然属性，不加节制地描写性心理和性行为，追求感官刺激，迎合低级趣味；有的人采用消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美化历史陈迹，丑化现实生活，让人看不到现实生活的亮色和希望，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而对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改革者和创业者的新人形象，体现中国持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却表示淡漠。这种状况是亟须改变的。

　　要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要按照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所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鲁迅高度赞赏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文学艺术“真善美之合一”的创造理念，毛泽东关于“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要求，以及邓小平关于“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的论断，从哲学、史学、人学、美学的宏观综合上，从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实事求是，知人论世，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上述经典论述，其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的。结合我国当代文艺的实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一、艺术真实性是文艺批准的根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也为我们评论文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社会功利性是文艺批评的前提。社会功利性就是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有利、有用、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价值、功能和效益。主要是通过审美认识、教育、娱乐作用，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为我们评价文艺作品的社会功利性提供了价值标准。三、生动形象性是文艺批评的标志。生动形象性就是文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体现思想内容的具体、鲜明、直观、可感，能够唤起人们情感和美感的属性。评论艺术形象的鲜明生动程度是文艺批评不同于其他批评的主要标志。对于叙事类作品，主要应看其是否创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对于抒情类作品，主要应看其是否创造了精彩出色的意象和意境。四、独特典型性是文艺批评的核心。独特典型性就是艺术形象所达到的特殊个性化与普遍概括化相统一的程度。艺术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愈独特、突出，所揭示的共性愈普遍、广泛，典型性程度就愈高。对于叙事类作品，主要应看其是否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当前最主要的就是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对于抒情性作品，主要应看其是否塑造了富于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典型氛围中的典型情感。

　　文艺史作为从历时的视角研究各国和世界文艺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自身继承、革新的内在联系的学科，它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理论为指导，总结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揭示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提供历史借鉴，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文艺史特别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所占的比重最大，以致挤占了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有人戏称大学中文系是“文学史系”，文学研究所是“文学史所”，说明这种比重有适当调整的必要。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种版本的音乐史、美术史、戏剧史，特别是文学通史和专著出版了不少，卷帙越来越浩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和深化。但是，我们不是为研究文艺史而研究文艺史，在一定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必须用时代精神观照历史资料，用历史资料印证现实活动，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促进繁荣。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我们的文艺史研究，似乎有些孤立地静止地钻故纸堆，很少联系我国当代的文艺实际，甚至有点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比如我国古典的诗词歌赋、外国古典的史诗、近现代的诗歌，对我国当代新诗发展应当有哪些启示？为什么我国的新体诗歌反倒不如旧体诗词读者多？我国的古典戏曲、西方的古典戏剧对我国当代戏剧发展提供了哪些借鉴？为什么我国当代的新歌剧繁荣不起来？等等。这些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前些日子从《文艺报》上看到王干写的《〈红楼梦〉与当代小说创作》一文很受启发，只可惜类似这样的研究太少了。

　　文艺理论作为研究文艺活动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的学科，它以文艺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它一方面有赖于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文学史的研究作为基础和依托，另一方面又指导和制约着文艺批评、文艺史的研究与文艺创作。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根据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按照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和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从方针政策层面提出了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以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系统而完整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在几次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又从战略全局高度论述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水平，促进和推动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带来了文艺事业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我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群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我国现代文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现当代文论和我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对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当代文艺活动的一系列复杂多变的理论问题，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创新，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但是，作为我国文艺事业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没有牢固占领我国的文艺阵地，而且在某些领域有被淡漠化、边缘化的趋势。有的学者甚至用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来变革和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融化和纳入到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体系框架之中。当然，我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华，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但这种学习借鉴必须是有批判和鉴别地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生吞活剥地拿来乱用。我们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当代中国具体的文艺问题的理论原则上，以促进文艺批评和文艺史研究的健康开展和进行，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为了构建良性循环的文艺生态，还需要从人才结构、活动方式、文艺教育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和调整。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各行各业的业余作家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之外，文艺创作人才主要集中在各级文联、作协和文化艺术团体，而理论批评人才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各种文艺报刊。前者创作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而理论批评修养较差，搞起创作活动来难免思想模糊，后者理论功底深厚，而创作实践较少，搞起理论批评来难免隔靴搔痒。应当提倡作家艺术家学者化，理论批评家作家艺术家化。古今中外的大作家艺术家、大理论批评家，大多都是集二者于一身的，可定期组织这两部分人员进行交流协作，抽调部分作家艺术家进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进行理论深造，抽调部分理论批评家到文化部门、艺术团体进行创作实践，以使二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当然这两部分人员都要深入社会实践，向人民群众学习，为人民群众服务。要改变高等院校不培养文艺创作人才，只培养理论批评人才的观念，可抽调一些既懂理论又会创作的人才到高校担任教师，要调整大学中文系或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加大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课程的比例，以培养既懂理论又会创作的人才。从而使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艺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更平衡、更顺畅地互动起来、沟通起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