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古代“末日式”的大灾难
2012年12月24日 来源： 北京晚报
清末无家可归的灾民（故宫博物院藏照片）
尽管“世界末日论”喧嚣一时，2012年12月21日还是安然而过。事实证明，所谓“末日论”纯属无稽之谈。不过，“末日式”的大灾难对人类而言确是客观存在的。据考，从上古到清末，中国自然灾害有四大多发和群发期。所谓“多发、群发”，是指水灾、旱灾、蝗灾、疫灾、地震等各种自然、地质灾害相对集中地出现，尚不包括战乱等“人祸”引发的灾难。
夏禹灾难群发期
“宇宙大洪水”时期 “大禹治水”
说到世界末日话题，人们常会引用汉乐府《上邪》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来形容。冬天打雷，夏天下雪，都属气候反常，为极端气候表现；而“天地合”，则是地质灾害地震、地裂所引发的灾难。
引发人类灾难首推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中，居于首位的是水灾和旱灾。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从秦汉至明清，各种灾害和歉饥达5079次。其中，水灾1013次，旱灾1022次，雹灾541次，风灾512次，蝗灾460次，疫灾254次，霜雪灾194次，地震686次，饥灾397次。陈高佣主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涉灾范围更广泛，得出的数字更大：从秦汉至明清，各种灾害和歉饥达9697次，其中，水灾3459次，旱灾3504次。
事实上，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远不像学术上的统计，当大大超过。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专家赫治清分析，秦汉至明清，以水、旱为主的气象灾害发生次数不断增多，时间间隔不断缩短。
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是人类的大死亡。统计资料显示，仅从西汉初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死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有144次；如果加上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灾害，至少在160次以上。其中，导致十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死亡的大灾害有20次以上；仅清代死亡千人以上灾害便有413次，共造成51351547人死亡。
中国最早夏禹灾难群发期，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前后，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是水灾和地震。当时是“宇宙大洪水”时期，“大禹治水”的神话即发生在这一群发期内。这一时期灾难的详情已无法描述和推测，目前有记录的，始于两汉灾难群发期。
两汉灾难群发期
汉末蝗灾数十万灾民“饥死者七八”
《中国灾荒史》依《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所列资料统计，秦汉460年间，旱灾81次，水灾76次，地震68次，蝗灾50次，雹灾35次，风灾29次，霜雪灾9次，歉饥14次，疫灾13次，总计达375次，实际发生肯定远超此数。
两汉灾难，多集中在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王莽所建新朝灾难尤多，水灾、旱灾、蝗灾、霜冻、雹灾、雪灾、地震轮番袭来，饥荒连连。
新朝从公元8年至23年，共历15年。这期间，可以说中国老百姓没过上一年好日子。《汉书 王莽传》记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境内决口，洪水把清河郡以东几个郡都淹了。起初王莽担心洪水淹了元城县境内他家的祖坟，决定堵决口。后来看到洪水东流而去，没给祖坟所在的元城县境内带来威胁，便放弃筑堤治理，任由洪水泛滥，致兖豫平原为黄河水患所害长达60年之久，一直到东汉初年王景治河后，水患才减少。
水灾在王莽当政时，尚不算末日式灾难，最可怕的是蝗灾，当了15年皇帝，有3年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即黄河决口的始建三年、地皇二年、地皇三年。
地皇二年先发生秋蝗，次年接着发生夏蝗。蔽日蝗虫西行，连长安的皇宫内都爬满了，可想当年蝗灾的严重和可怕程度。好多关外灾民来京畿所在的关内地区逃荒，“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谁知，关内也在大闹饥荒，造成流民“饥死者十之七八”。为了活命，甚至出现“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除了天灾，人祸也加重了灾情。当时王莽下令赈济灾民，但粮食都让大小官吏贪污了。这些贪官还欺上瞒下，从街头买来精米饭和肉汁，拿进宫中给王莽看，说老百姓吃的都是这些食物。
明清群发期
明末瘟疫京城出尸“计数凡二十余万”
公元15至17世纪，中国的灾难又呈多发、群发趋势，系第三大灾难群发期，学术界称为“明清灾难群发期”，又称为“明清宇宙期”。
这时灾祸层出不穷，最凶猛的当是瘟疫。瘟疫的发生，往往与自然灾害相伴而生，即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明初大瘟疫，集中发生在朱棣（明成祖）当皇帝期间，那期间瘟疫横行，集中暴发了4次。第一次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至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正月间，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等多地暴发大瘟疫，“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
《明史 五行志》中，还有19次类似瘟疫记载。最严重的有两次，分别发生于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这是两次可怕的鼠疫大流行，一直到清代都不时暴发。
鼠疫，民间俗称大头瘟、疙瘩瘟，染上三日即死。明中期以后，中西部地区开始有零星疫情发生，到万历年间开始大暴发，流行了20多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境内全都是重疫区，其中以山西境内为最。
万历年间的山西鼠疫是从北部大同一带开始的，万历《山西通志 祥异》记载，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当时山西境内的景象是，“灵柩出城者踵相接”，不少地方人都死光了，连埋尸人都找不到。
加上旱灾、蝗灾等灾害，时疫区几成人间地狱。以河南新乡为例，“万历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藉，至不能殓，填弃沟壑竹。”
在朱由检（明思宗）主政的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的12年间，鼠疫再度发威。特别是明朝灭亡的最后两年，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七年（公元1644年），鼠疫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怖至极，“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加上连着两年百年不遇的超大旱灾，当时一片世界末日景象。
北京虽然是京畿重地，也不能幸免，鼠疫肆虐。康熙《通州志 灾祥》记载，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殓者”；昌平一带，“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城内情况更糟糕。清人吴震方《花村谈往 风雷疫疠》记载，崇祯十六年六至八月，京城内外流行疙瘩瘟，不论贫富贵贱，不分年老年幼，得病即死。兵部朱念祖访客回来，刚进门即死去。
这般暴死例子，在《风雷疫疠》中有不少记载，有一家全死光了，两个小偷乘机去偷东西。一个小偷爬在屋檐上，一个潜入屋内，将衣物首饰包成一包一包的，递给屋檐上的同伙带出去。结果两贼在行窃过程中发病而死，被发现时他们各自手中还拿着包，作递接状。
从吴文所记可见，当时北京城鼠疫相当严重，从城内抬出去掩埋的尸体，“计数凡二十余万”。现代学者估计，当时京城人口死亡率大约是40％，这是保守的估计，实际应该更多。在万历和崇祯的鼠疫中，华北三地死人总计在1000万。
超级旱灾酿“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余人
明清两代都是灾难多发期，但清代比明代更厉害，以大水、大旱为例，明代两种灾害都是30余次，清代分别有60次、55次以上；八级以上特大地震，明代有2次，而清代有9次。
清代虽然大地震很多，但最突出的，是水灾和旱灾带来的人类灾难。
明代以来的特大旱灾，呈“百年一遇”周期性特征：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发生特大旱灾，百年后的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公元1640－1641年）两年连遇特大旱灾；二百年后的康熙五十九至六十一年（公元1720－1722年）三年连遇特大旱灾。
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遇特大旱灾，再百年后的晚清光绪元年至五年（公元1875－1879年），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连续五年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其中以丁丑（公元1877年）、戊寅（公元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时称“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在中国灾难史都是特例，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山西、直隶各有饥民五六百万，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死亡相枕藉，共饿死1000余万人，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其间暴发大瘟疫更加剧了灾情。
随着旱情的发展，灾民根本找不到食物，于是开始“人吃人”。1877年冬天，在重灾区山西，人吃人现象随处可见，吃人肉、卖人肉，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杀死后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真似末日来临!
在百年一遇的超级旱灾中间，还有好多连着的旱灾，如康熙十七年、十八年，全国又连续两年大旱。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大江南北，河南、山东都发生了旱灾，叶梦珠《阅世编》记述，“赤地千里，京师尤甚，每日渴毙多人。”
皇城根竟然连喝的水都没有，每天都有好多人渴死。然而，厄运并未结束，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七月，京师又发生八级超大地震，一下死了几万人；全国同时并发水、虫、雹、疫灾，受灾州县多达2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