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谈片
作者:徐甡民
2012年12月27日 来源:解放日报
托克维尔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的缘起、动荡及此后的走向,论述指出:社会改革有可能在启动或进入中程的时候,甚至在民众获益以及得到承诺的时候时,为社会力量携裹而陷入无序。街头政治、广场民主、多数人的暴力,其结果将是代价高昂,事与愿违。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仍然是持续不断的、有效掌控的、理性的改革。
那么,什么才是“理性”的呢?联系托克维尔另一重要著述 《论美国的民主》,我以为理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把握时机,掌握主动。
拮取中国晚清社会大变局的一些事象,庶几可以作为托氏论述的有趣注解。
一
庚子事变和 《辛丑条约》以后,慈禧太后和清朝政府鉴于形势,推行改革。 1907年,西太后因焦虑国事,召见张謇。在“语及时局之非”时,太后竟“多次不觉泪下”。张謇在直陈对时局的看法之后,终于道出心中疑虑,他问:“太后与朝廷对于政事改革,究竟是真还是假? ”
太后愕然道:“正是因为国事不堪,才着手改变,这改革还有假的么? ”
晚清的这次改革与 “新政”,其内容实与当年维新人士的戊戌变法趋同。年前,朝廷也已派出五位大臣分别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回国后也都撰写了考察报告。
改革已经启动,民众也看到了它的前景。然而,新的危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产生。
清政府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 “九年预备立宪”,这一预备就要预备到1916年。清政府的政体改革本身既是迫于无奈,也就形之被动,其具体拟定的时间表,相对当时的国中形势,自然也就相当的保守。 “九年预备立宪”受到同盟会革命党的大力攻讦,用孙中山的话,就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这是严复在对他说中国的变革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循序渐进,否则后患无穷时,孙中山对严复的回答。然而当代表了当时国中主流民意的立宪派也反对这个时间表的时候,以情势论,事情就不得不需要重新加以考量和斟酌了。立宪派反对的理由是,激进动乱的灼热气息,已经拂面而来,期以稳定社会民生大局的改革,正在与之竞争赛跑,改革不能迟缓拖延了。
那么,情势又将何去何从呢?
二
1910年,上海商会的代表沈缦云赴京请见的首席军机大臣奕?。
奕?问:“你是为请开国会而来吗? ”
沈缦云答:“是的。 ”
奕?说:“谈何容易!日本是经过二十年的周折,方才实行立宪。难道我国国民的觉悟程度,比日本还要高吗? ”
沈缦云说:“当年日本对立宪的利害得失还不能肯定,所以纷争考量,有所迟缓。如今我国已经看到日本立宪的成果,有利无害,为什么还要拖延迟疑呢? ”
奕?道:“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各国立宪的历史,无不布满曲折艰辛,岂能是由你等陈说请愿一番,就大事告成的? ”
沈缦云说:“如果能够不经革命,不经流血,而召开国会,实行立宪,那么是万民之所幸,亦正可见我国之文明。 ”
奕?神情不耐:“国会能否从速召开,朝廷自有权衡定夺,不会为所谓人民吁请而左右。 ”
沈缦云坚持陈述:“各国的立宪,无不是由人民的吁请而得来的。 ”
奕?断然道:“这种风气,不可效仿,不可助长! ”说完,不容沈缦云继续答辩,举杯示送,不再奉陪。
出门的时候,沈缦云仰天叹道:“釜水将沸,游鱼未知。 ”就是说锅里的水就要开了,鱼却还不知道,“天意难回,人事宜尽”。
这里暴露的两个问题是,其一,当时要求改革与崇尚革命的形势业已迫在眉睫,而清政府的当政者对于时局的紧迫性,却仍然麻木不仁,我行我素,自然也就无从把握主动了。
其二,在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诉求的情况下,当政者仍然将它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同时不是以对时局的自信,而是以权力的傲慢,弃置了朝野对话的机制,从而失去了整合社会力量、主动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机会。
而沈缦云则作为一个标杆,由此认定中国前途 “舍革命无他法”,回沪后即购置枪械,投入了革命。
三
1910年之中,立宪派连续组织三次进京请愿,累积几十万人的签名,“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徐特立还从湖南送来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
然而朝廷的策略却是推阻拖延。第一次,朝廷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将请愿驳回。摄政王载沣还说了些 “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之类的大话空话,敷衍搪塞。
第二次,朝廷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并且指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再次驳回了立宪派的请愿。
经张謇、赵凤昌、张元济等人的组织与筹划,立宪派做了第三次请愿,张謇为此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文,极言政府若不速开国会,将导致众叛亲离、革命蜂起的乱局。与此同时,各省18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衔电请军机处代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
在如此压力下,朝廷的“御前会议”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结果,朝廷终于宣布 “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也就是提前三年,在1913年实行立宪。
这个决定,虽然仍令许多立宪派感到失望,但已使举国为之欢欣鼓舞,各地都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庆祝。
此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竞争,进入了让人拭目以待的胶着状态,形势亟待能够洞察时局和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类似“凯末尔”似的经世方略。凯末尔,杰出的土耳其近代政治家,也是步步为营、持续深入的杰出的改革策略家。
四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因为准备仓促,联络失误,遂使起义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几十个年轻志士或牺牲或入狱,其中就有事先写下了《与妻书》的林觉民。
然而摄政王载沣与朝廷却由此而完全错判了形势。广州起义10天之后,也就是1911年的5月8日,朝廷即公布了一个“政制改革”的方案,即以政府内阁取代军机处。但是内阁连同总理一共13人,其中满族占到9人,当中皇族宗室又占7人,并且把持了所有的要害部门。内阁中的汉族,只有4人。政府由此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皇族内阁”的改革设计图一经公布,昭示于世人的就是朝廷的改革诚意尽数丧失,他们行改革是假,保皇权是真。这在统治者而言,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于国人,则是举国为之哗然鼎沸,民情激愤。于此之际,掌握了最大舆情资源和人脉资源的立宪派,也大规模地倒向了革命,形势陡然发生了逆转,时局开始失控。
张謇急切之余,直指朝廷此举“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然后急邀汤寿潜、赵凤昌等人紧急联名上书载沣,请求他 “危途知返,改组内阁”,并且决定北上京师,对清廷做“最后之忠告”。
然而不无颟顸的载沣此时竟然还称:“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 ”
梁启超为此愤怒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不会有 “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也就是说要不了两年,国事就将大变,届时的“朝廷核准立宪”,也就无从谈起了。
1911年10月间的一次擦枪走火以及临时发动的武装起义,迅速造成连锁反应,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朝现行体制随即全盘瓦解,忽喇喇似大厦倾。四个月后,皇帝退位,清廷覆灭。
事情至此,张謇说了一句话:“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看此后的国家运势,犹感此语意味深长。而以晚清变局中的某些事象剪影,再读托克维尔的有关论述,不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