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谈片

作者：徐甡民

2012年12月27日 来源：解放日报  

　　托克维尔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法国大革命的缘起、动荡及此后的走向，论述指出：社会改革有可能在启动或进入中程的时候，甚至在民众获益以及得到承诺的时候时，为社会力量携裹而陷入无序。街头政治、广场民主、多数人的暴力，其结果将是代价高昂，事与愿违。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仍然是持续不断的、有效掌控的、理性的改革。

　　那么，什么才是“理性”的呢？联系托克维尔另一重要著述 《论美国的民主》，我以为理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把握时机，掌握主动。

　　拮取中国晚清社会大变局的一些事象，庶几可以作为托氏论述的有趣注解。

　　一

　　庚子事变和 《辛丑条约》以后，慈禧太后和清朝政府鉴于形势，推行改革。 1907年，西太后因焦虑国事，召见张謇。在“语及时局之非”时，太后竟“多次不觉泪下”。张謇在直陈对时局的看法之后，终于道出心中疑虑，他问：“太后与朝廷对于政事改革，究竟是真还是假？ ”

　　太后愕然道：“正是因为国事不堪，才着手改变，这改革还有假的么？ ”

　　晚清的这次改革与 “新政”，其内容实与当年维新人士的戊戌变法趋同。年前，朝廷也已派出五位大臣分别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回国后也都撰写了考察报告。

　　改革已经启动，民众也看到了它的前景。然而，新的危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产生。

　　清政府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 “九年预备立宪”，这一预备就要预备到1916年。清政府的政体改革本身既是迫于无奈，也就形之被动，其具体拟定的时间表，相对当时的国中形势，自然也就相当的保守。 “九年预备立宪”受到同盟会革命党的大力攻讦，用孙中山的话，就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这是严复在对他说中国的变革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循序渐进，否则后患无穷时，孙中山对严复的回答。然而当代表了当时国中主流民意的立宪派也反对这个时间表的时候，以情势论，事情就不得不需要重新加以考量和斟酌了。立宪派反对的理由是，激进动乱的灼热气息，已经拂面而来，期以稳定社会民生大局的改革，正在与之竞争赛跑，改革不能迟缓拖延了。

　　那么，情势又将何去何从呢？

　　二

　　1910年，上海商会的代表沈缦云赴京请见的首席军机大臣奕?。

　　奕?问：“你是为请开国会而来吗？ ”

　　沈缦云答：“是的。 ”

　　奕?说：“谈何容易！日本是经过二十年的周折，方才实行立宪。难道我国国民的觉悟程度，比日本还要高吗？ ”

　　沈缦云说：“当年日本对立宪的利害得失还不能肯定，所以纷争考量，有所迟缓。如今我国已经看到日本立宪的成果，有利无害，为什么还要拖延迟疑呢？ ”

　　奕?道：“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各国立宪的历史，无不布满曲折艰辛，岂能是由你等陈说请愿一番，就大事告成的？ ”

　　沈缦云说：“如果能够不经革命，不经流血，而召开国会，实行立宪，那么是万民之所幸，亦正可见我国之文明。 ”

　　奕?神情不耐：“国会能否从速召开，朝廷自有权衡定夺，不会为所谓人民吁请而左右。 ”

　　沈缦云坚持陈述：“各国的立宪，无不是由人民的吁请而得来的。 ”

　　奕?断然道：“这种风气，不可效仿，不可助长！ ”说完，不容沈缦云继续答辩，举杯示送，不再奉陪。

　　出门的时候，沈缦云仰天叹道：“釜水将沸，游鱼未知。 ”就是说锅里的水就要开了，鱼却还不知道，“天意难回，人事宜尽”。

　　这里暴露的两个问题是，其一，当时要求改革与崇尚革命的形势业已迫在眉睫，而清政府的当政者对于时局的紧迫性，却仍然麻木不仁，我行我素，自然也就无从把握主动了。

　　其二，在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诉求的情况下，当政者仍然将它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同时不是以对时局的自信，而是以权力的傲慢，弃置了朝野对话的机制，从而失去了整合社会力量、主动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机会。

　　而沈缦云则作为一个标杆，由此认定中国前途 “舍革命无他法”，回沪后即购置枪械，投入了革命。

　　三

　　1910年之中，立宪派连续组织三次进京请愿，累积几十万人的签名，“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徐特立还从湖南送来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

　　然而朝廷的策略却是推阻拖延。第一次，朝廷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将请愿驳回。摄政王载沣还说了些 “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之类的大话空话，敷衍搪塞。

　　第二次，朝廷下发谕诏，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并且指出“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再次驳回了立宪派的请愿。

　　经张謇、赵凤昌、张元济等人的组织与筹划，立宪派做了第三次请愿，张謇为此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文，极言政府若不速开国会，将导致众叛亲离、革命蜂起的乱局。与此同时，各省18个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衔电请军机处代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

　　在如此压力下，朝廷的“御前会议”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结果，朝廷终于宣布 “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谕”，也就是提前三年，在1913年实行立宪。

　　这个决定，虽然仍令许多立宪派感到失望，但已使举国为之欢欣鼓舞，各地都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庆祝。

　　此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竞争，进入了让人拭目以待的胶着状态，形势亟待能够洞察时局和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类似“凯末尔”似的经世方略。凯末尔，杰出的土耳其近代政治家，也是步步为营、持续深入的杰出的改革策略家。

　　四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因为准备仓促，联络失误，遂使起义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几十个年轻志士或牺牲或入狱，其中就有事先写下了《与妻书》的林觉民。

　　然而摄政王载沣与朝廷却由此而完全错判了形势。广州起义10天之后，也就是1911年的5月8日，朝廷即公布了一个“政制改革”的方案，即以政府内阁取代军机处。但是内阁连同总理一共13人，其中满族占到9人，当中皇族宗室又占7人，并且把持了所有的要害部门。内阁中的汉族，只有4人。政府由此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皇族内阁”的改革设计图一经公布，昭示于世人的就是朝廷的改革诚意尽数丧失，他们行改革是假，保皇权是真。这在统治者而言，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于国人，则是举国为之哗然鼎沸，民情激愤。于此之际，掌握了最大舆情资源和人脉资源的立宪派，也大规模地倒向了革命，形势陡然发生了逆转，时局开始失控。

　　张謇急切之余，直指朝廷此举“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然后急邀汤寿潜、赵凤昌等人紧急联名上书载沣，请求他 “危途知返，改组内阁”，并且决定北上京师，对清廷做“最后之忠告”。

　　然而不无颟顸的载沣此时竟然还称：“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 ”

　　梁启超为此愤怒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不会有 “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也就是说要不了两年，国事就将大变，届时的“朝廷核准立宪”，也就无从谈起了。

　　1911年10月间的一次擦枪走火以及临时发动的武装起义，迅速造成连锁反应，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朝现行体制随即全盘瓦解，忽喇喇似大厦倾。四个月后，皇帝退位，清廷覆灭。

　　事情至此，张謇说了一句话：“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看此后的国家运势，犹感此语意味深长。而以晚清变局中的某些事象剪影，再读托克维尔的有关论述，不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