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眼中的“中国梦”

作者：吴旭

2013年05月22日 来源：社会观察 

　　习近平，这位以沉稳、持重、自信、坦诚的个性风格被西方媒体所了解的中国“新当家”，在当选总书记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一“梦”惊人——以简简单单的三个中国汉字：“中国梦”，浓缩概括了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目标。在他身后，是有着厚重和浓烈象征意味的“中国复兴之路”展览图片；在他旁边，站立着引领未来中国去造梦、追梦、圆梦的七人团队（用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的形象说法，这将是中国的“梦之队”）；而在他面前，不仅仅是拿着话筒端着相机的随访记者，以及他们身后所代表的中国十几亿受众，还有着全世界几十亿双关注中国、聆听中国和探索中国的眼睛。

　　“中国人开始做梦了”、“中国的新老板是个有梦想的人”、“中国敢于梦想了！”“中国的美梦抑或世界的噩梦？”从这一连串西方媒体报道的大标题中，你不难感受到一股迅疾而清晰的震颤，以北京为中心荡漾开去，在世界舆论场内形成了一连串共振与余波。在尚未确认应该将“中国梦”翻译成“China’s Dream”（中国的梦），还是 “Chinese Dream”（中国人的梦）时，西方的媒体和受众已经开始在公共空间里剖析“中国梦”和“中国梦之队”了。梦想，既是人类共同共通的语言，又是通向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把钥匙。在“中国梦”这个铭牌背后，无疑隐含着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新领导人对于中国的角色定位。

正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电子显示屏上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片》

　　梦的起点

　　细究起来，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梦”，发端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那一连串噩梦。中国国情教育中所谓的“百年国耻”，几乎凝成了一个民族羞于启齿，却又不能、不敢片刻忘怀的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其疼痛之深、其副作用之久远，贯穿影响了其后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起伏波折。而最具有临床实证意义的一个民族精神后遗症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梦想、狂想、空想都归于破灭以后，中国人不敢做梦了。要做梦，你必须先要睡去；而“东方睡狮”的头衔，无论如何不再是中国引以为傲的标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实事求是”，从这些被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奉为圭臬的政治术语中，不难看出中国人从上到下对于“虚幻”、“缥缈”、“遥远”的梦想的刻意回避。

　　然而，在埋头实干、励精图治了30多年以后，崛起的中国抬头四望，突然发现了“一览众山小”的震惊与快感；而与此同时，创造了“中国速度”的中国，似乎也忘掉怎么去做梦了。在一个泛物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具有某种宗教感召力的社会大趋势面前，带有强烈精神诉求的“梦想”，在当下的中国，反而蜕变成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奢侈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寓意着中国在两个层面的回归。

　　一个层面，是历史的层面。中国终于可以摆脱像梦魇一样笼罩民族心理长达百年的阴影，以正常的心态，去憧憬和构建一个民族的远景承诺。物质的富足，使中国从“羡慕嫉妒恨”加上“屈辱挫败悔”的复杂心态中走出来。这是中国在主权意义上“站起来”以后，在精神心理上又一次真正地“站起来”。

　　另一个层面，则是现实的层面。没有梦想的民族，终究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埋头前行，在屡创辉煌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心态变得功利，想法变得短视。正如涉及金钱的问题只能用金钱来解决一样，涉及精神层面的缺失也只能用精神层面的修复来完善。“中国梦”的提出，无疑正当其时，正对其症。

　　但是，关于“中国梦”的起点，西方媒体和受众却有着自己不同的解读。

　　首先，中国人习惯将近代历史的断代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由此勾勒出的故事线，自然是一部中西方对峙抗争、中国屈辱落败的冲突史。而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意见领袖们，则更多地将这个历史分水岭，或是划在“新中国”建立时的1949年，或是划在明末清初甚至更早。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在西方的语境和历史参照系面前，失去了其挟带的情感力量和说服力。

　　如果以1949年为起点的话，过去的6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再否定的轮回——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画地为牢，自我缠斗，然后是改弦更张，放开手脚，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跨越。因此，中国语境中带有强烈“民族复兴”的历史潜台词，在大多数西方人听来，失去了其逻辑论证的说服力。而如果以中华民族与西方世界初始接触的明末清初来论的话，中国所泛指的“中华民族”又因为满清帝国的外族身份，而变得纠缠不清；而所谓的屈辱，更显得言过其实——因为毕竟，满族当时所创立的大清帝国，无论从版图和疆域上，都超过前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一次由中国政府主导的“筑梦”工程，西方媒体在大肆渲染报道的同时，也不无质疑和揶揄。其中，路透社的一篇评论就很有代表性。在“习在做着一个中国崛起的梦”的题目下，评论者指出习近平的讲话，对于那些听惯了美国政客时时把“美国例外主义”挂在嘴边的听众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梦想版”，而掩盖在这些动人辞藻下面的，仍旧是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对于政权（包括“梦想权”）的牢牢把控。

　　从“强国梦”到“中国人的梦”

　　什么是“中国梦”？到底是“中国的梦”，还是“中国人的梦”？到底是指作为个体的每个中国人的梦想？还是指作为集合概念的中国人群的整体梦想？很显然，习主席在2013年3月17日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其对于“中国梦”内涵外延的重新诠释，不同于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的描述。用他的原话就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而在2012年11月“复兴之路”的讲话中，他重点强调的则是“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从“强国梦”到“人民的梦”，从以国家为主体到以人民为梦想的主体，此一跨越，无论从文理逻辑的完善上，还是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层面，都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梦”的概念，远远大于和超越“强国梦”的概念。梦想的主体，应该是人，而不是虚拟的国家。同理，梦想的实现，也只有在每个国民的梦想实现以后，才能够真正上升到国家强盛的层面。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恰恰可以找到这一立论的主旨源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此推论，每一个中国人梦想的实现，也必然是整个“中国梦”实现的条件和基础。过分强调“强国梦”，无疑会引发孰为本、孰为末的疑问——到底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呢，还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到底是国在家前，还是家在国前？具体到国家宏观决策中，这又事关到底是以国家整体的财富积累（ＧＤＰ翻番）来衡量梦想的实现，还是以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来衡量（“你幸福吗？”）。

　　而将“中国梦”简单等同于“强国梦”，其弊端和副作用，还不单纯体现在逻辑和语义模糊的问题上，而更多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公众外交的层面。

　　无论被称为是“崛起”还是“复兴”，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正冲破一个五百年来所形成的西方统领世界的历史大周期。其指标意义和其颠覆力量，同样史无前例。正因为如此，“中国威胁论”的提法，像魔咒一样，被西方媒体时时念起；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中国的头顶，随时落下。中国政府自我激励标榜的“民族复兴”、“强国论”等口号，无疑为“中国威胁论”者提供了最好的口实和证据。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带有强烈“泛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正在重复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道路；而中国民众中随时爆发出来的、针对日本和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也为世界新旧强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美国《新闻周刊》及其网络版《每日野兽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伟大梦想”的评论中，显然将中国的“强国梦”与周边国家的“噩梦”并列起来，把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岛屿领土争端放到了二战前德意日领土扩张的历史背景下。《纽约时报》则特意突出强调，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就是“强国梦”和“强军梦”，而“习的讲话以及其背后所调动起来的强大宣传攻势，必然让亚洲国家，以及美国这一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军事强权，忧心忡忡”。

　　而《时代》周刊的评论就更不加掩饰了，其在2月1日一期的标题就是“麻烦之海：今日亚洲就如同一次大战前的欧洲”。文章中引用的几位老牌外交家的评论可谓画龙点睛：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的巴尔干地区一样，至少有六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其中三个国家是美国的战略盟友”，韩国前外交部长尹永宽也指出，正像一次大战之前德国崛起而英国衰退一样，中国的飞速发展比衬出美国和日本的相对衰落，而这往往是政治领导者们开始做出错误的外交决策之时；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说法是，“中国的邻国们都担心，中国也许会重走几个世纪以前中华帝国的霸权之路”。

　　不管这种担心是居心叵测，还是杞人忧天，它正好从侧面印证出“中国梦”的提出，从国内来讲，其精神层面的作用应该大于物质层面的作用；而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其“软实力”的象征价值应该大于其“硬实力”的指标意义。

　　中国以往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或者模棱两可，容易引发歧义；或者过于生硬抽象，缺乏人性化的促销点。比如，“韬光养晦”被西方媒体广泛地翻译理解成“蓄积实力、伺机而动”的阴险谋略；而“和谐世界”则因为过于空泛平淡，无法形成共鸣和着力点。“中国梦”的提出，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亲和的中国风。

　　“中国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中国实现梦想的模式，而在于这个民族敢于梦想的精神。“中国梦”不是为了取代“美国梦”，而是为了丰富和完善“世界梦”。当习主席结束对非洲的访问后，非洲国家的媒体开始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非洲梦呢？”同样，印度的报纸也在金砖五国的会议后发表评论：“印度什么时候能够提出自己的印度梦？”

　　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梦想与梦想之间会有碰撞，而梦想与现实之间更免不了冲突。

　　梦想与现实之间如果没有距离，那梦想也就不成其为梦想了。当“美国梦”最初被提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1931年。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之中，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劳资矛盾频仍，社会冲突异常尖锐，而大西洋彼岸二次大战的阴影正渐渐向美国移来。正是在这一晦暗迷惘的时代背景下，吉姆·亚当斯在《美国时代》一书中，这样描画了他的“美国梦”：“这不是一个关于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在这个社会里，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上天赋予他的全部内在潜能，而同时也被其他人认可这种自我价值，不因其出生环境和地位而改变。”

　　后来，随着二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超强地位的确立，“美国梦”的提法也逐渐被整合到美国发动的全球魅力攻势中，作为在冷战时与苏联争雄的一个“软”筹码。冷战胜利后，“美国梦”更是所向披靡，高歌猛进，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梦”。

　　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2008年。2008年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一件是美国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一件是中国主办的北京奥运会。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历史开的一个小玩笑，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普天同庆的8月18日，正好也是雷曼兄弟公司被预估第三季度净损失将达18亿美元，各大券商研究报告纷纷调低其评级，从而引发世界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那一天。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使得以花园洋房为符号标志的中产阶级“美国梦”开始瘫软变形；而太平洋彼岸，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炫丽绽放，愈发将这种此消彼长的反差映衬出来。一时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于，由中美两强共管共治世界的“G-2”模式，也被战略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提了出来。朦朦胧胧看起来，中国赶超美国似乎指日可待，而中国引领世界也几成必然。

　　随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可能过早地把梦想与现实混为一谈了。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说法，中国在世界的存在，广度远远大于深度，还不具备调动和影响世界的国际实力，也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权，而只能算是一个“半路强权”（partial power）。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利益的大股东，但还不是控盘的庄家。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付诸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亚太的地缘政治天平“不再平衡”。美国以现任亚太盟主的身份，左拉右推，以软硬两手再次向盟友们证明了“美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美国是万万不能的”的信条。在东亚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跷跷板”上，美国把自己的力量全压了上去，中国这一端开始失衡松动，平衡眼看就要被打破。

　　于是，“中国梦”中的国际色彩，就不能不被放到桌面上来了。在首访俄罗斯的讲话中，习近平面对着中国昔日的战略盟友，承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梦，不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梦，而是中国为世界打造的梦。

　　就在中国新领导人们畅谈梦想的时候，现实的阴霾和污浊，却正在侵蚀污染着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清新亮丽的中国梦想，被北京漫天的黄沙雾霾和上海黄浦江里漂浮的万头死猪，搅扰得如同黑色幽默一般尴尬和无奈；一时间，美梦的构想，似乎正变成噩梦的剧情。西方媒体在评析“中国梦”所带来的新气象时，也不无嘲讽地大篇幅报道在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正在被恐怖的PM2.5和H7N9病毒逼离中国。

　　而中国自己，也仿佛突然间意识到，那些不切实际、不顾后果的梦想，有时候会幻化成一系列带有棱角的现实碎片；而在梦镜碎片的反光中，过往的丑恶、愚昧、贪婪，都无处躲藏。中国的梦想，不能只被物质的标准所衡量；而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未必都能够通过价格体现。如果梦想那么容易就能够实现，那么梦想的价值是否也被打了折扣。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而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梦想。梦想的内容或许有不同，但梦想的精神却能穿越任何政治和文化的隔阂。在铸造自己梦想的时候，中国既要学会在世界面前讲述自己的梦想，也要学会承受梦想与现实之间那永远也无法弥合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