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如何常读常新
作者：杨奎松
2013年06月17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这是一本旧书，也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年初，距今已经有12个年头。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12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多少，少有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抄袭，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因为这需要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
但写作本书的遗憾，并不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因为本书写作时，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有对立，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作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对本书的遗憾，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再加上十几年前的写作还不够老到，行文不可避免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此次受邀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加以修订，但是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更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这样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之类，更是有上千之多。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到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大陆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然，大量使用单方史料所反映的，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所以，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精装修订版)，杨奎松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