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一剂“思想药石”

作者：陈占彪

2013年06月17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思想药石：域外文化二十家》，陈占彪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48.00元

　　最近，由高宣扬、刘梦溪、邓正来、张玉书、宋兆麟、陶东风等位先生命笔介绍域外二十位文化大师的《思想药石：域外文化二十家》编就出版。

　　在这本书中，我们邀请了最合适的专家，以非长篇大论的形式，对中国思想学术界来说相对生疏的、但又对理解现实中国至关重要的域外思想大师的精神杰构做一到位的导览，一方面扩充我们的知识，另一方面武装我们的思想。

　　在编校这本书的过程中，编者时常难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拍“键”叫好。因为，这本书所包含思想的丰富和深刻，作者诠释的权威和精准，以及个人所得到的收获和启发，显然大大超过了编者的心理预期，虽然，预先的心理预期并不算低。

　　显然，这本书的作者们执笔所论的正是他们多年、几十年，甚至是毕生都在关注和精研的学术领域。他们或已功成名就，或正执学界牛耳，或将成为学界要角。对于他们所论人物其及思想，有的直接翻译绍介经年，有的与传主有着直接的交往情谊（如高宣扬先生之于列维纳斯，刘梦溪先生之于史华慈，黄勇先生之于罗蒂，文军先生之于卡斯泰尔，郭忠华先生之于吉登斯，牛可先生之于加尔布雷斯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论述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们的期待自然也不会落空。

　　一

　　我们的作者队伍是一流的和专业的，然而，本书中所选择的二十位“域外文化大家”情形又如何呢？

　　这批文化大家对国内学界来说是“相对生疏”的。这里“相对生疏”有两层涵义：

　　其一，一些域外人物对国内学界来说尚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比如叙利亚流亡思想家、诗人阿多尼斯。阿多尼斯因其强烈的批判反思精神和其忧愤深沉的艺术杰作享誉国际诗坛，“他的诗歌，是了解阿拉伯社会现状的一个窗口。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落伍而悲愤”。一方面他热爱阿拉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又以当代的思想水平来衡量、反思和批判其文化传统的保守性一面，因此而不见容于他的国度。阿多尼斯的淑世意识、文化立场和现实遭遇和当年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文化立场和现实遭遇颇多类似，这让我们倍感亲切。他本人在国际思想、文坛享有盛誉，近年来，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或许因为其系阿拉伯语创作，相关翻译又不“给力”，我国文化界对之就知之甚少，这次，我们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薛庆国教授撰述介绍，我们便可以了解个中情形。

　　还有我们对于乌克兰小说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可能不甚熟悉。肖洛姆-阿莱汉姆善于以底层的立场、人道的情怀、诙谐的笔调，刻画了沙皇专制制度下被欺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苦难生活，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引起了处于同样艰难处境的中国人的共鸣。1921年，茅盾先生曾在《民国日报》上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并称其为“犹太的马托温(Mark Twain)”。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全世界纪念的文化名人，我们今天却知之甚少。我们邀请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翻译家姚以恩先生撰文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生平和创作情形。

　　其二，一些域外人物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陌生，但却缺乏引导我们走入他们思想世界的相对成熟的论述材料。1920年，青年毛泽东曾在私下抱怨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我们很大程度上和青年毛泽东一样，对种种主义和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比如，对于史华慈、列维纳斯、斯台芬·茨威格、索尔·贝娄、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理查德·罗蒂、保罗·利科、汉娜·阿伦特、曼纽尔·卡斯泰尔、安东尼·吉登斯、贝蒂·弗里丹、加尔布雷斯等思想人物来说，我们或许时不时听说，时不时看到这些人物的名字，对其思想似乎也约略知道一二，但往往是只知皮毛而已。本书便邀请了当下“时贤”（刘梦溪、高宣扬、张玉书、宋兆麟、邓正来、黄勇、汪堂家、陶东风、文军、郭忠华、荒林、牛可诸先生）撰写了相对成熟的论述，以增进我们对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了解。

　　当然，要了解一个人物的学术、思想和创作，直接阅读原著论理是最为稳妥的途径。可是，既然抛开精力和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之外，我们要说的是“原著”其实是代替不了“论述”的（当然“论述”也代替不了“原著”）。正如我们去逛2010上海世博园一样，园区的场馆林立，精彩纷呈，但如果没有世博园区入口那张免费赠阅的“导览图”，我们还能对“某某场馆在某区”了然于胸吗？

　　一篇优秀的论述正是走进那批域外大师精心构建的文化迷宫，领略其思想魅力的“导览图”。有了这样的图册在手，我们就能比较得要领地饱览那思想高峰的无限风光了。

　　二

　　当然，“生疏”并不是我们选择的惟一标准，“重要”才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对这些人不很了解，或比较陌生，但客观上，他们的学术、思想、创作、事功都是脱胎于现实，升华于现实，成熟于现实，这些成果经受了和正在经历着历史的检验，仍然散发其思想魅力，影响并指导着当代世界。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所指的“重要”，不只是就这些域外文化大家理论之丰富，体系之庞大，思考之邃密，指导之有效而论的，而是立足于他们的理论成果能否为理解和应对当代中国现实提供一份强大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现实和面临的问题是否能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种起码的回应，所谓“重要”正是基于这层意义而论的。从这一层面来讲，编选这样一本书的目的正在于能为当代中国的病症诊治提供一剂“思想药石”。

　　打个比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精神、道德和伦理的危机，物欲至上，自私自利，鲜耻寡廉，甚至以耻为荣，以丑为美几乎成为社会的常态。在这种情形下，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所致力的伦理学的重建，针对西方社会主体意识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传统真理观，提出“以‘他者’为核心”的理论体系，重建整个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基本范畴，这为我们抵制道德沦陷，重建道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后援。同样的道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所精心构建的“希望哲学”或许会成为医治今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一剂良药”；而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为我们描画了物质丰富的社会里的荒诞和疯狂或许成为当代精神危机的“一面镜子”。

　　本书所强调的“重要”正是从“当代中国现实的立场”出发而论的。正是服从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只关乎思想”，无关乎专业，所入选的大家身份就显得相对驳杂，有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小说家、诗人，还有行动者。他们成长的国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不是时代敏感者，思想反抗者，甚至是实际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