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意识话源流
作者：刘志琴
2013年06月17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国生活方式的缔造源自黄帝的传说
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古老的，当我们在争论黄帝是否真有其人的时候，金字塔已高高矗立在埃及大地上。但是这号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历经希腊化、罗马化，直到17世纪伊斯兰化，已与古代面目全非；巴比伦文化堪为久远，但巴比伦国家早已夭折；印度的婆罗门文化极其辉煌，可创造文化的雅利安人却不是本土居民；玛雅的天文数学无与伦比，可这盛极一时的文化早已湮没，留给后人千古不解之谜。在这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本土的创造，五千年一系。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黄帝传说的出世不凡，就在于它象征了中华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伟大转折。
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因为人能创造生活，黄帝受到中国人的崇拜，不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还因为他教民农耕、熟食、建房、造车，是缔造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始祖。由他发明的“饮食”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再用草槌敲地取乐，这大约就是先民视为美食美酒的盛事，用自己最得意的生活方式，祭祀鬼神，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和祈祷，这就开始了礼仪的行为。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中考证，在食器中盛放玉，是礼字的原初形态，此种食器也就成为至尊至荣的礼器。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这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
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都需要吃饱穿暖，而理解却有不同。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生活是源于人的创造，还是神的恩赐，在中西文化中各有不同的解释。中国从黄帝以来就高度重视生活，传说中燧人氏取火，有巢氏筑屋，伏牺氏养牲畜，神农氏种谷，受到后代尊崇的先人们，无一不是在衣食住行中建功立业。古史相传，在这以前并没有衣裳屋宇，从黄帝伊始才有了衣服、旃冕、房车和播种耕作，蒸谷为饭，采药为医等等，黄帝遂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仅赋予了我们生命，还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缔造者。现代人类学也证明从发明熟食、制衣着装到使用文字，如实反映了人类生活演化的进程和文明的开启。先民们凭借口耳相授的传说，把衣食住行这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这无异是明确表示，创造生活的是人而不是神。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以人而不是物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突出的是人文的构想，这是中华文化元典之元。对黄帝的祭拜，实际上是对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生命力的尊崇。
来自远古的传说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传言，这是人类幼年的记忆，是祖祖辈辈的口述历史。半神半人的先祖，半真半幻的事迹，在东方和西方概莫能外。传说与神话不一样的是，其人可能虚实相间，其事却可以佐证、推究。在传说中集大成的是黄帝的传说，种种有关黄帝发明宫室、行车、烹饪、着装、医药，畜牧、农耕到使用文字的故事，几乎囊括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时期所具有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朴素地表达了人“以生活为本”的生活意识。
小农社会“民以食为天”的生活意识
从黄帝开始，在中国人的生存意识中，以饮食为维持生命的第一要事，“民以食为天”，这一句古训，在一个有神论国家无异是石破天惊之论。试想在一切都是上天和主恩赐的观念中，哪有以天的名分称呼芸芸众生的寻常事。即使政权、神权集于一身的国君，也只是天的儿子——天子，发号施令都承受天命，又何敢妄言与天争威。在中华文化中却不然，人人不可须臾分离，而又习已为常的饮食被推崇为“天”，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相形之下，孟子说：“食、色，性也。”墨子说：“食为性命之基。”以及《周礼》所谓“食为民之本。”都不过是对人类生存本能和生命发展表白的大实话。出自《汉书》的“民以食为天”，构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意识。
“生活”，在中国是古老的用语，它的原义只是生命的延续。《尚书》云: “‘流’谓徙之远方；‘放’，使生活。”《孟子》说: “自作其灾孽，不可得而生活也。”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记载，秦始皇释放燕国的人质太子丹，使他“可得生活”。在古人眼中，给犯人流放、释放人质回国，或诅咒对手自作孽不得活命，都称之谓“生活”，这就是让人活下去，使生命继续存在，因此“生活”与“活命”是同一意义。
“生活”，对被统治的臣民来说，那就是驯养，《尚书注疏》说：“论世俗生养下民也。此言‘生民’。”《左传》中有所谓“生活民”之说，臣子对皇帝感恩戴德的常用语是：“仰希陛下生活之恩”，此生活即是被人养活的意思，是统治者的恩赐。
从老百姓方面来理解，是浅显、直白的。生活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在民间升斗小民中，流传最广的俗话是：谋生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以及“干活”、“生计”、“生理”、“做生意”、“做生活”、“干营生”，种种以劳动求得报酬的术语，都与“生”或“活”相连，这是维持生命的基本保障。与此相应的是，“吃”，这一进食的字眼，所造成的词语延伸到人际关系的各个领域。诸如吃得开、吃不开、吃不消、吃得消、吃老本、吃官司、吃败仗、吃大锅饭、吃回扣、吃偏食，吃独食、吃家伙，吃透精神、吃准时机，吃香的、喝辣的、吃苦、吃力、吃醋、吃亏、吃瘪，啃书本、啃骨头等等，人生百态几乎都与饮食活动挂钩。
活着，是人类来到世界的第一需要，活着才能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为了活着，首先就要有供应身体成长的物质资料，大自然的恩赐是有限的，也是缺少保障的，这就需要生产活动，因此马克思将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的第一创造活动。让生命延续，以求得生存，是生活的第一要义，这是农耕文明造就的生存意识，从这意义上说古今中外都相同。
按现代生活理念，观照中国古人对生活的理解，那只限于活命、谋生、恩养的范畴，是属于生存的最低要求。然而，在谋求温饱的小农社会，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促使统治者关心民生，充分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现代生活意识的提升
人是有欲望的生灵，欲望受需求的激励，不断提升，当吃饱穿暖的生理要求满足后，就会产生安全保障、社会交往、情感归属和发挥个人才能的要求，从低级向高级逐步推进。欲望无止境，需求也就无止境，一种欲望满足后，又向更高级的欲望攀登，欲望不断，攀登不息，人类文明就是在欲望不断地满足和攀登中创造的业绩。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中提出人类生活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1954年又推出《激励与个性》一书，进一步提出求知与审美的需求。自此人们将生活的需要概括为五或七个层次，更多的是将后两种归入自我实现的层次。生活需求的五层次论，是为现代社会最能调动人类潜能的学说。
在现代人的生活理念中，最有价值、最有潜力的是自我实现的问题。人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是有血有肉，有形有体的生命，饥饱渴饮，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出于一己的感受。一切感受又都有赖于自我的存在，有自我才能感触到世界的万世万物，一切欲望、命运、功利、荣辱都由此而来，自我是人生的入口处。有自我意识才能认定自身的社会价值，激励自己为实现理想的人生而奋斗。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镌刻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此言突出人的价值就在于自身能力的发掘。卢梭高度评价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因此“自我实现”可以视为古希腊人文思想在现代的发扬光大。
《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这样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在于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还在于自我是每个人生活、思想、行为的出发点和驱动力。自我实现，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自我存在的最高形态。人的能力有大小，智慧有高低，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的理想，使生命意义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才是生活愿望的最大满足，马克思设计共产主义的初衷，是建立保障人类潜能最大发挥的社会机制，这是马克思最吸引世人的社会理想。
自由发展有赖于在谋生之外有更多的时间由自己支配，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通常是指“休闲”，这有两种内容：一是休息、娱乐；二是自行选择爱好，发展特长，增加智慧和才干，这看似非物质形态，却兼有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双重功能。对休闲，文化人是最敏感的阶层，他们都是有产有识之士，不愁衣食，不必为谋生操劳。读书、休闲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外都有相似之处，其中尤以休闲是生活价值的关键所在，中西文明古国各有各的特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把休闲视为“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创立的学派称为“散步学派”，因为许多思想的生成，是在散步闲谈中撞击的火花。雅典的文化人多喜欢在野外聚会，社会交往和争论也多半在户外，甚至在喧嚣的街市或运动场上都能听到文人雅士的滔滔雄辩。不仅如此，“学校”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就是休闲，这就是说，学校是一个休闲场所，可以自由地追求知识，用现代语言说，这是快乐阅读。中国人标榜的却是头悬梁，锥刺股，是玩命地苦读，中国的杰作往往产生在危难之中，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名著多为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激愤之作，并非由于休闲，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古希腊哲学家称道的休闲出哲学的命题。
虽然古希腊思想家把休闲看作学习知识的条件，并给予高度评价，但把休闲作为一门学问，以人的休闲方式、休闲心理和休闲观念为研究对象，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是始创者之一，他高度评价休闲的作用，在他笔下“休闲”，又译为“自由时间”，即非劳动时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预言未来的社会：“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又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现代瑞典哲学家皮晋尔认为，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沉浸在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美国心理学家凯利认为，休闲是人一生中最能持久发展的舞台。毫无疑义的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对休闲的价值愈来愈得到重视。这是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人类发展自我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倡休闲，享受休闲，高度评价休闲作用的思想家不胜枚举，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对休闲几乎不置一词。中国人怎样看待休闲？
休闲，从字义的象形来看，“休”是人倚木而息，闲(閒)是倚门望月，都表现为一种宁静、安闲的状态，形象地表明了我们祖先对休闲的最初认识。在古籍中的用语，也是指非劳动时的休息状态，如“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劳农夫，以休息之。”“劳而不休，亦将自息。”从先秦民歌《诗经》到政治家的高论，都将休息看成劳动的补充，是恢复劳动力的手段。在改革开放前列宁的一句名言：“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明确表示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工作。休息既然服务于工作，是工作的附属品，为了工作牺牲休息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无休无止的义务劳动联翩而来，大跃进中连续数月不下岗；学大寨，号召每人掉20斤肉，弄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不得不保证8小时睡眠；文革中林彪一句话“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把休闲娱乐纳入政治教育，看戏只看样板戏，唱歌只唱颂党的歌，中国人对此笃信不疑，奉为经典，固然有权力的主导，也与中国传统对休闲的认识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以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重新给中国人的“生活”定位，开启了新时期生活的新观念。
国内外思想研究的新动向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余英时在《现代新儒学》所说中表示关心“形而下”的取向，种种言说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对此国内哲学界已有回应，哲学研究者已经提出，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让哲学融于生活，使哲学与生活保持同步发展；在国学热中有的提出“生活儒学”的新概念，李泽厚在近年出版的《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的见解，中国思想史从此将因贴近生活而丰富多彩。
瞻望未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时间的缩短，有可能出现闲暇时间多于工作时间的趋向，因此未来学的学者预言，未来社会是“闲暇社会”或称之为“服务社会”，闲暇问题将在现代生活中愈来愈有重要价值，怎样在生活中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身心培育，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最有潜力的课题，值得研究者思考。
现代生活意识的真正觉醒，是人权的觉醒，我的生活我做主，生活的自主权是人生价值的体现。用现代求知者的视角，激活黄帝文化与生活共存的源头，转变观念，使文化研究贴近人，贴近生活，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历史资源，必将迎来中华文化的再次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