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有色调浓郁的风景

作者：雷达

2013年06月25日 来源：人民日报

　　王蒙最近拿出了他主要写于“文革”时期，“文革”后有所修改，却一直尘封着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小说长达70万言，写上世纪60年代前期新疆农村的生活，以伊犁事件背景下一桩公社粮食盗窃案作为切入点，在若即若离地破解悬念的同时，展开了远为丰富多彩的伊犁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巨大的“文革”前夕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色调浓郁的风俗画。这部“出土文物”对于读者、当代文学史和王蒙本人，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它同时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部写于“文革”的作品究竟有怎么样的思想艺术质地？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审美形态？怎样确认它的文学史站位？

　　王蒙很重视他的这个“孩子”。1978年，我访问王蒙时，他那时还未完全“平反”，就曾郑重地向我谈过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这部作品。此后，新时期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王蒙一会儿深切地反思，一会儿搞先锋实验，忙得不亦乐乎，而《这边风景》因为带着明显的十七年文学的胎记和“文革”时代的少许印痕则变得越来越不合拍了。再往后，王蒙以新启蒙的姿态审视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写出了《活动变人形》，既揭露中国文化的“吃人”，又写它的“自食”，既写撕裂，又写变形，相比之下，《这边风景》的思路就更对不上了。到了今天，思潮的转换再也不那么明显和急促，相对进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兼容时期，也就有了《这边风景》的出版。王蒙考虑到年代的疏隔与青年一代读者的接受障碍，在每章后面加上了新写的“小说人语”，对该章加以评点，重在不同语境下的对比与和谐，起到缓冲陌生感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这边风景》的品相怎么样？我认为它仍然拥有强烈的真实性，众多人物由于来自生活而非观念仍有活泼的生命，它的人文内涵，尤其是伊犁少数民族人民的乐观性格与人文风貌，表现得甚为丰沛。从时空上看，作品确实显得有点遥远，伊犁边民事件、四清运动，也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作品保存了大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态真实，涉笔人物50多个，他们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他们情感生活的原貌，都跃然纸上；当然，作品肯定离不开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术语甚至斗争场面，但这恰恰保存了它的历史感。它的可贵还在于，既写出了那种特定的极难表现的紧张而又动荡的“人惊了”的时代情绪，又写出了仍未绝迹的舒缓的盎然诗意和迷人风情，也即民族文化的阶段性的表征。不管怎么说，这部书因为时空的悬置而有了历史的、审美的以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它应该加进文学史之中，但加在哪里为好呢？

　　我曾认为浩然的《艳阳天》是十七年文学的幕终曲。现在看来，随着《这边风景》的出版，从时间上算，真正的幕终曲，应该还是王蒙的《这边风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它们在审美上都不属于“文革”文学——因为没有那种“三突出”的绝对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品性，当然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写作”，而是大体上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特征。我认为，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是有极大区别的，虽然二者有深刻的联系，比如左的思潮，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基本骨架等；但在十七年文学中，仍然有较为丰富的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人物有原型有真实血肉，即使写战争和斗争，也有一种美感——它有它自己的诗学，虽是偏斜的诗学。现在不提阶级斗争了，但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完全不曾存在过，也不意味着当时的文学没有自己的诗性和美学。

　　需要研究的是，是什么使王蒙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还能以沉静之心，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王蒙并非身在世外桃源，为什么他还能保持作品良好的人文品质？为什么在“三突出”作为普遍价值尺度的年代，他并没有向“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方向走去？这就不能不从作者的政治观人生观的深刻层面，作者的经历与个性，作者的偏爱，作者的创作方法，作者的审美意识诸多方面加以探讨。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这话很适用于理解王蒙的这次写作，我甚至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原因。看得出来，王蒙非常喜爱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人民，他好奇、赞赏、肯定，认同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们的幽默与他的幽默之间，好像找到了知音。王蒙于1963年“自我流放”，从北京来到新疆，后至伊犁。对于王蒙能学会维语或不止一种，文坛上一向视为奇迹，看来这不仅是聪明，还是喜爱。王蒙喜爱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小说中对伊犁的自然风情，物产，气候，风俗，都极为欣赏夸赞。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宗教生活，作品都写到了。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写出了他们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总体上生动地表达了维吾尔族原生态的生存方式、宗教文明以及积淀在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原色。

　　须知，这一切是作为一个汉族外来者的眼光写出来的，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和韵味，殊为难得。王蒙在“小说人语”中叹道，谁能不爱伊犁，谁能不爱伊犁河边的春夏秋冬，谁能不爱伊犁的鸟鸣和万种生命，谁又能干净地摆脱那斗争年代的辛苦与累累伤痕？他说他不得不靠近“文革”思维以求“正确”，但同时他“怨怼的锋芒仍然指向极左”。这些话很重要，有助于理解全作。

　　理想主义的内在倾向在王蒙的创作中也起了很大作用。这部作品基本属于前期的王蒙，在审美上与《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靠近。早期王蒙满怀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总有一种“我热爱”的激情和“我相信”的信念。他用笔来热爱人民，热爱劳动，追求光明和幸福，讴歌生活是多么美好，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于是在文体上夹叙夹议，常常禁不住要站出来抒情。比如，小说写“我临离开新疆时，雪林姑丽夫妇为我送行，做了很多可口的饭菜……这么多年来，你们了解我的为人，正像我了解你们。你说的这句话，你用你那天真的和温和的嗓音说的这句话，像雷霆一样在我心头响起！这真是金石之声，黄钟大吕。这是什么样的褒奖和鼓励”，这样的大力抒情随处可见。

　　《这边风景》也可看作是一支人民的赞歌。它有较强的政治性，却有更强的人民性、理想性；后一点救了这部作品。与《青春万岁》比，虽然沉郁了许多；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比，虽然少了一种自负与尖锐，少了批判麻木不仁的那种锋芒，变得小心翼翼，但“林震”还在，他的革命理想遭遇挫折，但理想主义未变。王蒙是主动要求到伊犁的，此前他不愿当大学教师，也不愿蹲机关，而是选择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扎根大地。他说他是毛泽东《讲话》的认真的实践者，并非虚语，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这边风景》的产生。

　　若从创作方法看，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是它穿越时空而葆有新鲜感的一个原因。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忠于生活，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与生活的深刻性。王蒙自己说写得太老实了，我们从中不难嗅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质朴气息。它的语言，惟其遥远，惟其写实，充满了民间的智慧。王蒙忠于生活，崇拜生活，热爱大地和大自然，陶醉于少数民族的风情，有作为人民之子的一面。他热衷表现生活的鲜活与灵动，当政治性与人民性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人民性。

　　是的，这部作品里，“生活”才是主角，才是无所不在的主题。生活是净化剂；生活有永恒性；生活是诗意的泉源；不管多么黯然的生存，生活的内部总有强大的力量，犹如“幽暗的时光隧道中的雷鸣电闪”。正如王蒙说的，不妥的政策会扭曲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真实与热烈的生活，却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的“左”的荒唐。在那个压抑年代，人们的口头禅是“我哪里知道”，表现出了万般的无奈与无助，确有如乌尔汗与伊木萨冬一家的大不幸，但在那时，爱情仍在燃烧，爱弥拉与泰外库的爱情美丽得让人落泪；那时的友情依然感人，如老王与里希提之笃实的交情；那时的干部仍然勤勉、热心、清醒而坚定，如伊力哈穆、尹中信们。“即使政策是偏颇的，民生是艰难的，生活仍然是强健的、丰富多彩的”。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然而，不能不看到，这部作品里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和极左政治的某些痕迹仍是明显的，在那个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时代，作者仍未跳出那个时代的典型的创作模式。作品围绕粮食盗窃案与伊犁事件，作为大悬念，沿着破案，抓境内外的敌人，展开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线索来构思全作。所幸的是，它并没有按这模式去强化阶级斗争，相反，在这个模式中，它缓解、消弭，更多篇幅写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斗”，而是合二而一的“合”。也许开始，作者想把伊力哈穆作为反潮流的青年英雄形象来塑造，他当过工人、入党早、根红苗正，他在伊犁事件当口归乡让我们想起某种模式，但可喜的是，他归乡后并没有带头打斗，却在处处保护村民，带领村民在困难时期改变贫穷面貌，以至遭到批斗。他的农民的灵魂重新回到他的伊犁人的躯壳，他的身心又回到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