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的书写能否跨越国境

作者：步 平

2013年06月27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下卷），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98.00元（日本版、韩国版分别于2012年5月和9月出版）

　　经过6年的讨论、争论与反复修改，一套两册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终于在中、日、韩三国出版了。这是继2005年出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之后的第二阶段的成果，参与编写的中日韩三国学者共21人。加上第一阶段的工作，中日韩三国学者围绕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努力，已经进行了12年。

　　三国学者为什么要共同编写历史

　　众所周知，东亚各国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歇，其中特别是围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的历史的认识，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甚至影响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双边及多边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的工作开始于2002年，起因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新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这本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东亚历史的叙述完全颠覆了战后已经有了相当进步倾向的其他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在鼓吹当年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侵略的路上走得很远，所以不仅在中国、韩国引起强烈反应，就是日本的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主流意见，也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尽管这本教科书在2001年的使用率极低，仅占当时所有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0·039%，但是由于得到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并且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竭力扩大其社会影响，所以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者意识到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一教科书以及其背后的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学者的学理的批评上，还需要编写一部能够与之相抗衡，并且易于中学生理解和接受的健康的历史读本。于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便从2002年起开始了共同编写面向东亚三国学生的历史读本的工作。

　　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历史书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欧洲解决历史问题的做法的启发。

　　在近代以来频发战争，并且是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欧洲，其实也存在为了总结战争教训和实现和平而围绕历史问题实现和解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法国的学者开始讨论历史问题，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法两国达成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于1951年召集“教科书联合委员会”(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本世纪初，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第三册《1945年后的欧洲》首先于2006年夏季出版，到2010年，三册全部出齐。这可以视为到目前为止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不同社会制度的德国与波兰间也在1972年成立了德波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进行了相当的努力，1976年出版了《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随着1990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步伐也随之加快。

　　德法与德波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经验虽然并不能在东亚完全复制，但是，能否找到在东亚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道路，这是参加共同历史读本编写的三国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其实，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的尝试已经在中日、日韩两国学者间开展了。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的结束，发展区域经济，建设东亚共同体，特别是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呼声十分强烈。随着东亚中日韩三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学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这样的背景下，先在学者之间开展共同研究，交换意见，就历史问题形成相互理解的状态，或许是推动东亚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积极努力，对于消除民间感情方面的对立情绪，也可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的基本背景。

　　共同研究的诸多困难

　　2002年开始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委员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时候，三国学者共同认为首先应共同面对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特别是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时期。所以确定第一本书的结构如下：

　　序章 开港前中日韩三国的状况

　　第一章 开港与近代化

　　第二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中韩两国的反抗

　　第三章 侵略战争和民众的受害

　　第四章 战后的东亚

　　终章 谋求东亚的和平

　　这样设计全书结构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明确地反映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导致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反映战后东亚各国人民在结束战争，追求和平方面的努力，同时要表明对东亚和平未来的期待。结构确立后，如何落实编写人员的分工是最重要的工作。上述前四章的内容，涉及相应时期中日韩三国的情况，但是研究队伍中尚不具备同时对三国历史均十分熟悉的学者。所以采取了将各章分解，先由本国学者撰写本国相应的历史状况，然后将三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当然，组合的过程就是讨论争论的过程。因为对同一历史时期或事件，不同国家的学者的视角与认识有所不同。但是当时确定的原则是：只有在充分讨论，经过多次修改达成基本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后来的初稿。这样的各自撰写、集体讨论、反复修改的研究方式看似简单，但在操作过程中仍然遇到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针对同一阶段的历史过程，甚至是同样的历史事实，三国学者的观察角度并不相同，所以结论也有差异。

　　比如：在讨论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时候，三方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被西方学者归结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被破坏及新的国际秩序建立的过程。但是，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即“朝贡体制”如何判断，三国学者的观察角度有很大差别。又比如：民众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点虽然是基本被公认的道理，但是如何看待同时具有被害者与“加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民众的战争被害，三国学者间的认识也并不相同。再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发生前南北朝鲜的关系及战争爆发的原因，由于各国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不一，所以三国学者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关注点也有差异。

　　技术方面的困难更多。如撰写好的初稿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过程中的网络联系问题、文稿的翻译问题、承担同一题目的学者交换意见的语言问题、三国学者集中在一起讨论的地点选择、资金筹措、语言翻译问题等。

　　但是，实现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积极愿望终于克服了上述种种困难，在经过三年共14次国际会议的讨论与争论，2005年5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中日韩三国同时出版。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而日本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又再次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所以这本书在三国均受到重视，发行量大大超出出版社的预想，以致一版再版，仍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在中国，年轻人争相阅读这本书，发行量一度占同类书首位。部分学校历史教师主动将这本书作为学生的辅助教材使用。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后，也收到一些批评意见。主要的意见是：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方面仍有缺陷；叙述内容偏重于战争历史，缺少对社会变化的全面的观察与分析。针对这些批评，三国学者认为有必要对《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进行修订。但是考虑到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决定在全面修订前，首先尝试对东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寻求东亚的视角。从2006年起，三国学者再次确定编写新《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新书），中文书名为《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新书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主要从国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对东亚近现代史进行叙述，下卷通过八个专题观察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活和交流。下面是新书的目录：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国际秩序的变迁

　　第一章 西方冲击与东亚传统秩序动摇

　　第二章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传统秩序的解体

　　第三章 列强争夺东亚霸权与日俄战争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华盛顿体系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东亚

　　第六章 冷战体制的形成与东亚的裂变

　　第七章 冷战体制在东亚的演变

　　第八章 冷战体制瓦解后的东亚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下）制度·人·社会

　　第一章 宪法－国家的构造与民众

　　第二章 东亚的城市化——上海·横滨·釜山

　　第三章 铁路－现代化与殖民地统治、民众生活

　　第四章 移民和留学——人员流动和人员交流

　　第五章 家庭与两性——男女关系、亲子关系

　　第六章 学校教育——国民塑造

　　第七章 传媒——被制造的大众意识与感情

　　第八章 战争与民众

　　第九章 克服过去，面向未来

　　编写新书的目的虽然明确，但是标准也相对比较高，即要求无论哪一国的执笔者，都要力图从东亚的角度进行观察，突破一国的角度，实现历史认识的跨越。因此，要求执笔者不仅应充分了解相应时期各国的历史状况，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各国对相应历史问题的认识角度，围绕诸多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作业。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确是很艰苦的工作，所以从2006年开始，对新书原稿的讨论持续进行了6年。虽然在第一阶段编写过程中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仍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再认识。特别是在了解了不同国家的历史认识角度后，各国学者都对本国传统的历史认识角度有所修正与调整。

　　2012年，除下卷第8章外，其余各章基本形成了相对一致或三方均能够接受的初稿。当然，达到这一状态，包含了激烈的争论与讨论，也包含了解和吸收了对方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认识。调整与拓宽视角，是新书编写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

　　下卷第8章的情况有些特殊。因韩国编写委员会与出版资助方签订了2012年5月出版的协议，但执笔写作这一章的韩国作者直到最后阶段才提出原稿，所以没有像其他各章一样充分吸收各国编写者的意见。中、日双方只好在韩国提出的原稿基础上附上了双方的主要意见，导致在这一章的叙述上出现了差异。这一章的内容是叙述“战争与民众”，不同的表述则证明历史认识跨越国境具有相当的难度。不过，经过6年多的努力，三国编写者能够在大部分叙述上实现突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

　　政治、民间与学术三个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要求人们必须将历史认识的视角扩大，以往以本国史为中心建立的历史认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突破狭隘的历史认识的视角，建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势在必行。

　　但是，在涉及东亚特别是中日历史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人对于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提出质疑。有人认为，作为战争被害国的中国、韩国的学者不能与作为战争加害国日本的学者坐在一起共同编写历史读本。

　　质疑东亚地区的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的一个原因是不了解战后日本同战前日本的区别，特别是不了解战后日本在认识战争责任问题上经历的曲折的过程。

　　战后初期的20年，日本社会就“战争责任”也进行过活跃的讨论。日本共产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针对日本天皇和军部的战争责任进行了严厉的追究，同时也反省了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迎合军国主义势力，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为什么日本人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及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问题。不过当时的追究还基本是站在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的立场上。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新的阶段，其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特别是当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后，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开始触及对中国、韩国民众的人权侵害的责任，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的战争受害立场向逐渐认识战争被害与加害的双重立场的转换，从追究与反省战争失败的责任到认识侵略战争责任的转换，从狭隘的日本一国的角度向东亚的角度的转换。在多元化的日本社会，虽然顽固坚持战争历史观的人仍然存在，但是，鼓吹黩武精神的军国主义思想已经不占主流地位，反战和平则成为社会的主流。这就是战争被害国的学者与战争加害国的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的基本条件。如果忽略了战前与战争中日本和战后日本的根本区别，就会有意无意地将日本学者等同于战争中的日本“鬼子”，也无形中将共同研究与编写工作看成是在对立的两国关系中的谈判，那样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共同编写的目的与意义。

　　质疑东亚地区的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一些的政治家至今仍然在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至今仍然公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所以也有人对是否应与日本学者坐下来讨论历史问题感到不解。

　　其实，所谓的中日历史问题，是表现在政治外交、民间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层面的问题。政治层面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应由政治家首先做出判断和决策。战后日本在接受国际审判的基础上制定和平宪法，走上和平道路；根据同中国的1972年联合声明反省了战争责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也仍有一些政治家不断发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做出刺激战争被害国民众感情的行动。对于这一层面的问题，政府从政治外交层面做出明确反应，批驳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敦促那些政治家纠正历史认识，反省侵略战争责任是很必要的。围绕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界、思想界，所以，也要看到并支持日本社会谴责侵略战争的政治力量的斗争。

　　但是，解决民众与学术层面问题的方法，则与解决政治外交层面问题的方法很不相同，与其用批判斗争的方法，不如更注重对话与交流，更重视相互了解与理解。

　　民众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往往侧重于集体受害意识。“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都是中国民众对于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代表性的集体记忆。但是，日本民众更多的是关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大空袭”、“冲绳作战”的记忆。韩国民众则对“殖民地支配”、“从军慰安妇”和“创氏改名”等记忆深刻。

　　民众基于战争伤害的历史记忆形成的历史认识虽然并非虚构，但基本是基于自身体验，视野相对狭隘。特别是日本民众在加害意识缺失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战争被害，难以取得战争被害国民众的谅解与理解。当然，中韩两国民众如果不了解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的灾难，也无法与之进行顺畅的沟通。所以，通过学者的共同研究，给民众以更多的历史知识，更宽的历史视角，是解决这一层面历史问题的紧迫任务。

　　当然，学者在共同研究中，还需要解决史料的共有、历史视角的调整与转换、历史研究方法的交流等问题。

　　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判断与民众的感情，所以是相当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希望这一次出版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能够为不同层面的东亚历史问题的解决作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