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套“走向未来丛书”
作者:梁小民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改革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要有现实的可行性。许多人谈改革总以清谈为主,讲应该如何如何,但不讲如何实现,不讲实现的代价,往往会事与愿违,这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吧。
《辩论“中国模式”》
丁学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268页,35.00元
从时间顺序来说,是先有博源基金会而后有“博源文库”的。不过,我是从“博源文库”才知道有博源基金会的,是从“博源文库”了解博源基金会的。所以,就先从对“博源文库”的感受说起,再谈谈对博源基金会的一点想法。
我最早买到的是“博源文库”中丁学良先生的《辩论“中国模式”》,读完后感到甚好,于是就陆续买了这套丛书的其他十三种。读完之后,深感这套丛书不仅撰写者是当今学术界、思想界的大腕,而且所写之书都有思想,有见解,读之甚受启迪,值得读,也值得推荐,让更多的人看。
“中国模式”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赞之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总结,不仅可以继续,而且可以“外销”。弹之者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未必能可持续发展,更不值得让别国学习。这两种观点的背后实际涉及如何看待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今后中国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博源文库”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丁学良的这一本和另一本何迪、鲁利玲编的《反思“中国模式”》都是关于这个热点的。这两本书都相当好,但后一本是论文集,前一本是专著。两者相比,还是前一本更全面、更有深度,因此,我介绍前一本。
不少写中国模式的文章重点放在评价上,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对许多一般读者而言,连什么是中国模式也不完全了解,看评论恐怕就有点不知所云了。丁先生的书好就好在首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加以评论。
“中国模式”来源于“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英国人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来,用于反制“华盛顿共识”的。换言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国外并没引起专业人士重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影响,倒是引入中国后墙外开花墙内香而大行其道。其实“共识”这个词本身就不科学,无论是华盛顿高层还是中国官方都没有形成或宣布这种共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表明没有此类“共识”。而且,中国的改革之路也并非遵循“北京共识”所言,有些地方倒与“华盛顿共识”并不抵触。不少接受“北京共识”的人还是没有摆脱与西方对立的冷战思维,陷入了“姓资姓社”的陷阱,而小平同志说的“不争论”就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含义。了解“北京共识”的这种意识形态含义对理解“中国模式”极为重要,而“中国模式”不仅仅是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也带有强烈的“中国一枝独秀”的含义,以为“中国模式”一览众山(其他模式)小。
丁先生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即先学“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后借鉴资本主义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换言之,就是向外学习,四方探索,但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没有形成模式。苏东巨变以后,高层反思得出两点重要的结论:一是只有发展经济坚持改革开放才能避免覆辙,由此就有了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二是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两点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模式就包括了三个支点。一是权力架构,即坚持党的领导,这被丁先生称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处于顶端地位”。二是社会控制,这是为权力架构服务的。这包括,国家机器系统、党和团组织、工作单位和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会控制网络,以及高科技控制系统。三是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即受“看得见的手”影响的市场经济。应该说,许多讲中国模式的文章都没有丁先生总结得如此深刻全面。我觉得中国模式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而是社会发展模式。不了解这一点很难对中国模式做出判断。
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可以有不同的参照系,而且不同的人评价也不同,当然,无论哪一种评价体系或什么人,都应当承认中国改革三十年间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下去?丁先生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弱势群体问题、环境生态的破坏、腐败和公共政策的透明度不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曾依赖于低工资(劳保)优势和“低环保优势”,而这两个优势在目前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很难持续下去。这就表现为“出口拉动乏力”、“投资的低效率”以及“居民消费的抑制”。这三个因素是经济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维稳”的代价过于高昂。未来的道路应该是从“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共富的“大众市场经济”。最后,丁先生指出了中国模式更新换代的深层阻碍——既得利益群体,以及要前进必须向外看(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向后看(总结自己的教训)。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丁先生这本书的观点,是因为相比于或赞成或反对的感情式表态或发泄,这本书是严肃而认真的分析。你可以不赞成他的所有或部分观点,但你不能否认,无论你对“中国模式”弹也好,赞也好,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作出判断的背景知识。而且,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涉及未来中国的走势:是一成不变呢,还是进行重大变革?因此,对中国模式的争论决不仅仅是学术争论,而涉及现实的政策制定。读丁学良先生的《辩论“中国模式”》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说到中国未来的走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套丛书中的另一本——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本书连续几个月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之内,表明它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因为这本书论述的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而且也因为介绍客观、全面,文字通畅,读起来有趣又富于启发。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但好书一定畅销。
当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化。面对市场化改革中的成绩与问题,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本书把各种思想概括为八种流行且在思想界有影响的思潮,包括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等等。这八种思潮是客观存在,但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下,这八种思潮背后的政策诉求是什么?或者说,从这八种思潮看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会是什么?在我看来,新左派和新儒家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倡导的一种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极为有限,难以为公众接受,也难以受决策者重视,很难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影响。
中国模式也是一种基于对中国改革经验总结的思潮(接近于书中所说的“主流”思潮),当然,中国改革的确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这种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客观上来看,现在民众中,尤其是中等收入阶层人心思定,而地方政府也汲汲于“维稳”。这种思潮的核心观念在经济上是坚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种政府主导与日本、韩国等国的政府主导还有本质的差别。它更像改革初期一些人主张的“鸟笼经济”,即经济中仍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为主。尽管在GDP的比例中,国有经济不一定占GDP的绝大部分,但对国民经济却有绝对控制的作用。而且,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完全由政府绝对、直接控制。在这一点上还未完全走出计划经济影响,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完全扼杀了民营经济,视民营经济为敌人,市场机制根本不起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允许并鼓励民营经济在划定的范围内发展,但政府在经济中绝对要起支配作用,居于绝对支配地位。
从当下各种思潮的共同特点来看,都对现在的状况不无不满,忧心中国的未来。这就是说,中国模式是有一些内在缺陷的,起初,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掩盖了这些缺陷,或者这些缺陷还处于萌芽阶段。三十年的发展之后,这些缺陷显示出来了,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矛盾,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这就指出了中国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这八种思潮争论的关键就在这一点上。过去的主流思潮当然是主张维持原来的基本格局,能不动就不动,只针对各种问题作一些微调。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几种思潮更是直接主张回到过去,当然这几种思潮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在加强国家的权威上都是一致的,这一点与主流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也是一致的。支持激进改革的几种思潮(比如说自由主义思潮)主张则与此完全相反,是主张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进行更深化的改革。这几种思潮对未来改革的目标认识是与当今潮流一致的,但坦白说,这些思潮的公众基础还相当薄弱,支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不仅在政界,即使是在中等收入阶层和普通民众中也缺乏广泛的支持。
因此,就目前而言,还是主流意识决定着各种改革政策。那些鼓吹走回头路的主张在中国没有可行性,也未必有多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民众都从改革中享受到了或多或少不同的成果。毕竟,“放下筷子骂娘”的前提是“端起饭碗吃肉”,谁也不愿意“放下吃肉的碗”,至于中国再来一次“文革”,那几乎是除了老“左”之外没人愿意的。但就现阶段而言,主张激进改革的思潮也缺乏民意支持和市场,因为这会有一场大的变革,会有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许多人怕失去现在的稳定生活,也不会给予全力支持,而其中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群体。
这本书的好就在于准确、全面地梳理了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想的类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各种思潮的基本观点。作者的介绍客观、公正、准确,没有特别褒哪一种,也没有贬哪一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势。这就是这本书既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又在市场上畅销的原因。
我觉得,“博源文库”中以上这两本书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其他书都围绕这两本书的内容而展开。秦晓先生的《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金观涛先生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资中筠女士的《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许纪霖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基本属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和研究,是新时代的启蒙之作,王缉思先生和唐士其先生的《多元性与同一性并存》、左凤荣先生和沈志华先生的《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等书是介绍其他地方实现现代化社会的经验的。陆南泉先生的《走近衰亡》和雷颐先生的《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告诉我们不改革、不前进会有什么恶果。高全喜先生等的《现代中国法治之路》是讲现代化过程法治问题的,何迪先生和鲁利玲女士的《反思“中国模式”》我更愿意看作丁学良先生《辩论“中国模式”》的一个补充。
整套丛书实际上都是启蒙之作,为了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从推动中国改革的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而且,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界高水平的专家,所以他们的书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不是市场上流行的畅销书。这套书值得关心中国改革的人认真阅读。这是多年来难得的高水平丛书。读这套书我仿佛又找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读“走向未来丛书”的感觉。当然,时代不同,“博源文库”的水平又比“走向未来丛书”高了许多。
“博源文库”是由博源基金会组织编写的,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所以,谈到这套丛书就不能不谈到博源基金会。过去我并没听说过博源基金会。但从这套丛书中,我了解了博源基金会。我总觉得,要使中国成为现代社会,首先要使中国思想界有现代思想,这就需要智库。中国的智库说来数量并不少,但以官方智库为主。官方智库当然需要,但我们也需要独立的智库,发出有独立见解的声音,供高层与公众参考。独立智库取决于经济独立的能力,否则就很难发出主流以外的独立声音。博源基金会由一批成功的企业家资助成立,这就有了经济的基础。从这套丛书来看,它的确是独立智库,成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
博源基金会的宗旨是“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基金会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社会作出贡献。这个宗旨使我对这个基金会敬佩有加。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我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提一点建议。
什么是现代社会,我觉得就是实现市场经济、政治民主、思想解放。就中国目前而言,就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深化政改。但应该承认,真正完全有这种认识和紧迫感的,不是多数。正如许多学者提出的,中国还需要启蒙,正在于此。改革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没有打破“两个凡是”,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以后的改革和中国的繁荣。今天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比过去更需要思想解放。博源基金会要从多个角度推动这个新的思想解放。不仅出书,而且可以出杂志、办网站、举办各种讲座。启蒙是多方面的,让更多的人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还有许多工作。博源基金会当然不可能包打天下,但可以尽自己的一分努力。
接受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也许不是什么太难的事,难的是在中国如何实现。这就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吴敬琏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顶层设计”不只是上层的事、官方的事,每一个人都要关注。每个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顶层设计”,供决策者参考。博源基金会如果能集中、组织一些专家,做出一个,甚至多个“顶层设计”方案,我想是极有意义的。即使不是整体的“顶层设计”方案,而是某一问题的设计方案,如国企改革或其他,也有意义。也许问题越具体,意义越大。
深化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当然,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允许有各国的探索和特色。各国的国情不同,践行的道路也不会相同。因此,难点不在于接受什么价值观,而在于从目前的中国现实出发如何实现。一个基本前提还是要维持社会稳定,中央反复讲的“不折腾”,我认为极有意义。像中东各国一样发生暴力和内乱,无论实现什么目标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改革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要有现实的可行性。许多人谈改革总以清谈为主,讲应该如何如何,但不讲如何实现,不讲实现的代价,往往会事与愿违,这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吧。比如一说国企的改革就要说私有化包治百病,甩这些大词没什么用,再说,私有化也未必那么灵,苏东国企私有化中出现的官员借私有化暴富就是例子。当下重要的不是如何大谈私有化如何必要,而是如何进行有可行性的国企改革,不管是卖掉还是其他方法。
改革走到今天真是沧海横流,云深不知处。一些学者随波逐流,追求个人的名利,一些学者茫然找不到出路。这时正确的思想才具有伟大的意义。这种思想不仅要有理论,而且要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有可操作性。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博源基金会把许多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衷心祝愿博源基金会成为改革的中流砥柱,再推出“博源文库”这样的好书,为中国改革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