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套“走向未来丛书”

作者：梁小民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改革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要有现实的可行性。许多人谈改革总以清谈为主，讲应该如何如何，但不讲如何实现，不讲实现的代价，往往会事与愿违，这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吧。

《辩论“中国模式”》

　丁学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268页，35.00元

　　从时间顺序来说，是先有博源基金会而后有“博源文库”的。不过，我是从“博源文库”才知道有博源基金会的，是从“博源文库”了解博源基金会的。所以，就先从对“博源文库”的感受说起，再谈谈对博源基金会的一点想法。

　　我最早买到的是“博源文库”中丁学良先生的《辩论“中国模式”》，读完后感到甚好，于是就陆续买了这套丛书的其他十三种。读完之后，深感这套丛书不仅撰写者是当今学术界、思想界的大腕，而且所写之书都有思想，有见解，读之甚受启迪，值得读，也值得推荐，让更多的人看。

　　“中国模式”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赞之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总结，不仅可以继续，而且可以“外销”。弹之者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未必能可持续发展，更不值得让别国学习。这两种观点的背后实际涉及如何看待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今后中国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博源文库”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丁学良的这一本和另一本何迪、鲁利玲编的《反思“中国模式”》都是关于这个热点的。这两本书都相当好，但后一本是论文集，前一本是专著。两者相比，还是前一本更全面、更有深度，因此，我介绍前一本。

　　不少写中国模式的文章重点放在评价上，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对许多一般读者而言，连什么是中国模式也不完全了解，看评论恐怕就有点不知所云了。丁先生的书好就好在首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加以评论。

　　“中国模式”来源于“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英国人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来，用于反制“华盛顿共识”的。换言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国外并没引起专业人士重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影响，倒是引入中国后墙外开花墙内香而大行其道。其实“共识”这个词本身就不科学，无论是华盛顿高层还是中国官方都没有形成或宣布这种共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表明没有此类“共识”。而且，中国的改革之路也并非遵循“北京共识”所言，有些地方倒与“华盛顿共识”并不抵触。不少接受“北京共识”的人还是没有摆脱与西方对立的冷战思维，陷入了“姓资姓社”的陷阱，而小平同志说的“不争论”就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含义。了解“北京共识”的这种意识形态含义对理解“中国模式”极为重要，而“中国模式”不仅仅是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也带有强烈的“中国一枝独秀”的含义，以为“中国模式”一览众山（其他模式）小。

　　丁先生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即先学“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后借鉴资本主义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换言之，就是向外学习，四方探索，但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没有形成模式。苏东巨变以后，高层反思得出两点重要的结论：一是只有发展经济坚持改革开放才能避免覆辙，由此就有了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二是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两点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模式就包括了三个支点。一是权力架构，即坚持党的领导，这被丁先生称为“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处于顶端地位”。二是社会控制，这是为权力架构服务的。这包括，国家机器系统、党和团组织、工作单位和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会控制网络，以及高科技控制系统。三是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即受“看得见的手”影响的市场经济。应该说，许多讲中国模式的文章都没有丁先生总结得如此深刻全面。我觉得中国模式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而是社会发展模式。不了解这一点很难对中国模式做出判断。

　　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可以有不同的参照系，而且不同的人评价也不同，当然，无论哪一种评价体系或什么人，都应当承认中国改革三十年间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下去？丁先生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弱势群体问题、环境生态的破坏、腐败和公共政策的透明度不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曾依赖于低工资（劳保）优势和“低环保优势”，而这两个优势在目前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很难持续下去。这就表现为“出口拉动乏力”、“投资的低效率”以及“居民消费的抑制”。这三个因素是经济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维稳”的代价过于高昂。未来的道路应该是从“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共富的“大众市场经济”。最后，丁先生指出了中国模式更新换代的深层阻碍——既得利益群体，以及要前进必须向外看（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向后看（总结自己的教训）。

　　我不厌其烦地介绍丁先生这本书的观点，是因为相比于或赞成或反对的感情式表态或发泄，这本书是严肃而认真的分析。你可以不赞成他的所有或部分观点，但你不能否认，无论你对“中国模式”弹也好，赞也好，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作出判断的背景知识。而且，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涉及未来中国的走势：是一成不变呢，还是进行重大变革？因此，对中国模式的争论决不仅仅是学术争论，而涉及现实的政策制定。读丁学良先生的《辩论“中国模式”》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说到中国未来的走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套丛书中的另一本——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本书连续几个月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之内，表明它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因为这本书论述的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而且也因为介绍客观、全面，文字通畅，读起来有趣又富于启发。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但好书一定畅销。

　　当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化。面对市场化改革中的成绩与问题，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本书把各种思想概括为八种流行且在思想界有影响的思潮，包括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等等。这八种思潮是客观存在，但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下，这八种思潮背后的政策诉求是什么？或者说，从这八种思潮看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会是什么？在我看来，新左派和新儒家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倡导的一种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极为有限，难以为公众接受，也难以受决策者重视，很难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影响。

　　中国模式也是一种基于对中国改革经验总结的思潮（接近于书中所说的“主流”思潮），当然，中国改革的确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这种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客观上来看，现在民众中，尤其是中等收入阶层人心思定，而地方政府也汲汲于“维稳”。这种思潮的核心观念在经济上是坚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种政府主导与日本、韩国等国的政府主导还有本质的差别。它更像改革初期一些人主张的“鸟笼经济”，即经济中仍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为主。尽管在GDP的比例中，国有经济不一定占GDP的绝大部分，但对国民经济却有绝对控制的作用。而且，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完全由政府绝对、直接控制。在这一点上还未完全走出计划经济影响，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完全扼杀了民营经济，视民营经济为敌人，市场机制根本不起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允许并鼓励民营经济在划定的范围内发展，但政府在经济中绝对要起支配作用，居于绝对支配地位。

　　从当下各种思潮的共同特点来看，都对现在的状况不无不满，忧心中国的未来。这就是说，中国模式是有一些内在缺陷的，起初，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掩盖了这些缺陷，或者这些缺陷还处于萌芽阶段。三十年的发展之后，这些缺陷显示出来了，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矛盾，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这就指出了中国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这八种思潮争论的关键就在这一点上。过去的主流思潮当然是主张维持原来的基本格局，能不动就不动，只针对各种问题作一些微调。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几种思潮更是直接主张回到过去，当然这几种思潮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在加强国家的权威上都是一致的，这一点与主流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也是一致的。支持激进改革的几种思潮（比如说自由主义思潮）主张则与此完全相反，是主张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进行更深化的改革。这几种思潮对未来改革的目标认识是与当今潮流一致的，但坦白说，这些思潮的公众基础还相当薄弱，支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不仅在政界，即使是在中等收入阶层和普通民众中也缺乏广泛的支持。

　　因此，就目前而言，还是主流意识决定着各种改革政策。那些鼓吹走回头路的主张在中国没有可行性，也未必有多大的市场，因为中国民众都从改革中享受到了或多或少不同的成果。毕竟，“放下筷子骂娘”的前提是“端起饭碗吃肉”，谁也不愿意“放下吃肉的碗”，至于中国再来一次“文革”，那几乎是除了老“左”之外没人愿意的。但就现阶段而言，主张激进改革的思潮也缺乏民意支持和市场，因为这会有一场大的变革，会有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许多人怕失去现在的稳定生活，也不会给予全力支持，而其中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群体。

　　这本书的好就在于准确、全面地梳理了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想的类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各种思潮的基本观点。作者的介绍客观、公正、准确，没有特别褒哪一种，也没有贬哪一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势。这就是这本书既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又在市场上畅销的原因。

　　我觉得，“博源文库”中以上这两本书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其他书都围绕这两本书的内容而展开。秦晓先生的《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金观涛先生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资中筠女士的《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许纪霖先生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基本属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和研究，是新时代的启蒙之作，王缉思先生和唐士其先生的《多元性与同一性并存》、左凤荣先生和沈志华先生的《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等书是介绍其他地方实现现代化社会的经验的。陆南泉先生的《走近衰亡》和雷颐先生的《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告诉我们不改革、不前进会有什么恶果。高全喜先生等的《现代中国法治之路》是讲现代化过程法治问题的，何迪先生和鲁利玲女士的《反思“中国模式”》我更愿意看作丁学良先生《辩论“中国模式”》的一个补充。

　　整套丛书实际上都是启蒙之作，为了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从推动中国改革的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而且，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界高水平的专家，所以他们的书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不是市场上流行的畅销书。这套书值得关心中国改革的人认真阅读。这是多年来难得的高水平丛书。读这套书我仿佛又找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读“走向未来丛书”的感觉。当然，时代不同，“博源文库”的水平又比“走向未来丛书”高了许多。

　　“博源文库”是由博源基金会组织编写的，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所以，谈到这套丛书就不能不谈到博源基金会。过去我并没听说过博源基金会。但从这套丛书中，我了解了博源基金会。我总觉得，要使中国成为现代社会，首先要使中国思想界有现代思想，这就需要智库。中国的智库说来数量并不少，但以官方智库为主。官方智库当然需要，但我们也需要独立的智库，发出有独立见解的声音，供高层与公众参考。独立智库取决于经济独立的能力，否则就很难发出主流以外的独立声音。博源基金会由一批成功的企业家资助成立，这就有了经济的基础。从这套丛书来看，它的确是独立智库，成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

　　博源基金会的宗旨是“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基金会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社会作出贡献。这个宗旨使我对这个基金会敬佩有加。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我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提一点建议。

　　什么是现代社会，我觉得就是实现市场经济、政治民主、思想解放。就中国目前而言，就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深化政改。但应该承认，真正完全有这种认识和紧迫感的，不是多数。正如许多学者提出的，中国还需要启蒙，正在于此。改革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没有打破“两个凡是”，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以后的改革和中国的繁荣。今天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比过去更需要思想解放。博源基金会要从多个角度推动这个新的思想解放。不仅出书，而且可以出杂志、办网站、举办各种讲座。启蒙是多方面的，让更多的人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还有许多工作。博源基金会当然不可能包打天下，但可以尽自己的一分努力。

　　接受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也许不是什么太难的事，难的是在中国如何实现。这就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吴敬琏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顶层设计”不只是上层的事、官方的事，每一个人都要关注。每个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顶层设计”，供决策者参考。博源基金会如果能集中、组织一些专家，做出一个，甚至多个“顶层设计”方案，我想是极有意义的。即使不是整体的“顶层设计”方案，而是某一问题的设计方案，如国企改革或其他，也有意义。也许问题越具体，意义越大。

　　深化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当然，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允许有各国的探索和特色。各国的国情不同，践行的道路也不会相同。因此，难点不在于接受什么价值观，而在于从目前的中国现实出发如何实现。一个基本前提还是要维持社会稳定，中央反复讲的“不折腾”，我认为极有意义。像中东各国一样发生暴力和内乱，无论实现什么目标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一条代价最小的改革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要有现实的可行性。许多人谈改革总以清谈为主，讲应该如何如何，但不讲如何实现，不讲实现的代价，往往会事与愿违，这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吧。比如一说国企的改革就要说私有化包治百病，甩这些大词没什么用，再说，私有化也未必那么灵，苏东国企私有化中出现的官员借私有化暴富就是例子。当下重要的不是如何大谈私有化如何必要，而是如何进行有可行性的国企改革，不管是卖掉还是其他方法。

　　改革走到今天真是沧海横流，云深不知处。一些学者随波逐流，追求个人的名利，一些学者茫然找不到出路。这时正确的思想才具有伟大的意义。这种思想不仅要有理论，而且要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有可操作性。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博源基金会把许多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衷心祝愿博源基金会成为改革的中流砥柱，再推出“博源文库”这样的好书，为中国改革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