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
——《新华字典》背后的故事
2014.03.13 来源： 中国教育报 作者： 记者 王珺
第一排从左至右：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金克木；第二排从左至右：丁声树、王力、陈原、吕叔湘
编者按
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倡导全民阅读的内容，这为在全社会掀起阅读浪潮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阅读需要热情，也需要扶持，尤其对于阅读资源匮乏的地区，相关的政策保障更显重要。
2012年，《新华字典》被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一本正版《新华字典》，使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得以叩响知识的大门，走进书的世界，展开属于他们的阅读旅程。
“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60多年后，金克木先生对字典的观点言犹在耳。
优秀的工具书是助人迈向阅读的基石。谈论阅读，让我们先来谈谈字典。
通常，人们的阅读是借助字典开始的。尤其在好书匮乏的特殊年代，字典更是成了许多人的启蒙读物。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新华字典》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影响深远，在其出版后的60多年里，先后经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多次修订，至今已印行五亿余册，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小小的字典，却成了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孩子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记者张芸在广西采访时发现，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缺乏字典的现象并非个例。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统计，在全区义务教育阶段的600多万名学生中，缺字典的学生达到340多万名。当地很多家长反映，他们一年的收入大约1000多元，能用在孩子一年学习上的花费是70元到100 元，对他们来说，16元一本的字典太奢侈了。”所以，许多小学生使用的是5元一本的盗版《新华字典》。这种字典错讹甚多，印装粗劣，对孩子的戕害是无形却巨大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下，有关政府部门积极行动，社会各界汇聚大爱，2011年全国两会委员代表提案将《新华字典》纳入“两免一补”政策，2012年10月，《新华字典》被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畴。一本正版《新华字典》，使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得以叩响知识的大门，走进书的世界，展开属于他们的阅读旅程。
《新华字典》集举国之力编纂，是国人文化启蒙的起点。它记录着共和国的发展变迁，承载着恢宏的大国文化；它融入了几代人的成长记忆，影响着亿万民众的语言生活。
近年来，倡导全民阅读的呼声日高。作为工具书的字典与阅读的关系无须多言，但是，如果了解了这本“小字典”背后的故事，便不难理解其所蕴藏的为民族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之文化理想；如果熟知了那些默默奉献的语言学界泰斗孜孜矻矻于一本“小字典”的精神，就会相信，一本优秀的工具书是助人迈向阅读的坚固基石。
编小字典的大学者
作为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而成长的小型汉语语文字典，《新华字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见证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为完成中央提出的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三大语言文字工作任务所作的不懈努力；也见证了共和国经历的风风雨雨。这本小字典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深厚的大国文化。
发行量超过五亿册的《新华字典》，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编写者是谁。因为，这本字典初版时，只署名为“新华辞书社编”，此外，找不到任何编者的姓名。
拂去历史的灰尘，走进时间深处，我们发现，在未曾署名的地方，隐现着许多耀眼的名字；在这本小字典的旗下，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邵荃麟、魏建功、陈原、丁声树、金克木、周祖谟……
《新华字典》创意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那时，解放大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父亲找来了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等几位北大的语言学家，在围城的炮声中商议编字典的事。”魏建功先生之子魏至回忆说，“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有时放学回家，就能瞥见先生们在光线很暗的客厅里商议事情。”金克木先生在一篇回忆短文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我们在魏家的大厅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词典》、《牛津词典》、《韦伯斯特词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辞典》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之心、忧患意识、文化担当从一开始就注入《新华字典》的编纂实践中，并铸就了“新华精神”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主体基调。从1950年新华辞书社成立至1953年《新华字典》正式出版，众多大家学者投身编写，为小字典做出大文章。
《新华字典》初稿完成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提出过具体意见，对修订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叶圣陶先生的日记记载，语言学家、辞书学家王力先生对《新华字典》初稿也发表过看法。他们可以说是《新华字典》初版的首席学术顾问。
《新华字典》第一版出版前，原稿在经历了六次审读后，才开始终审。负责这部字典稿终审的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著名编辑、学者、文学家叶圣陶先生。
《新华字典》共60万字。从1953年4月中旬到7月下旬，叶先生的审读工作历时3个半月。以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身份，亲自做《新华字典》的终审工作，这在中国辞书史上也应该是唯一的。
1951年初到新华辞书社工作的刘庆隆先生参加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第二版的编写工作，还参加了《新华字典》1962年、1965年这两次修订重排本以及1998年修订本的修订工作，对第10版也作过贡献。在《新华字典》的10余个版本中，他参加了近一半版次的编写和修订，被誉为“编者中的常青树”。
小字典蕴含大学问，《新华字典》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背后站立着如此多的大学者，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对文化的执着追求塑造着这一文化品牌。
以读者为师
人们习惯称《新华字典》为“无声的老师”，纵观其编纂史，我们发现，为了使注释更加准确、科学，它还虚心地以读者为师。
《新华字典》的编者王维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新华字典》1965版、1971版中，“鹅”这个条目的注释为：“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后来，他们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意是说，这位读者由于不知道怎么区分鹅的雌雄差别，在杀鹅前，特意查了《新华字典》，于是就把“头部有黄色突起”的鹅杀了。但杀了那只鹅之后，却发现鹅腹中有卵，于是特意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反映了这件事。后来，编辑们查了相关资料才得知，鹅不分雌雄，头部都有突起，只是雄鹅突起大一些。于是，就做了修改。1979版注释改为：“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头部有黄色或黑褐色的肉质突起，雄的突起较大。”这一释义就是由读者发现问题后加以修改的案例。
还有一个关于“莲”的故事。“莲”的插图，1953版即有，1954、1957、1959、1962版沿用，但是到1965版的时候删了，1971版也不再出现。到了1979版，修订者们决定恢复这幅图。也许是考虑到原图所占版面太多，决定重绘。重绘的图所占高度比1953版减少了一些，但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1998版沿用了1979版“莲”的插图。但是，有读者来信，对这幅图提出了质疑。这位江西读者来信说：“本人认为在莲藕的一个环节上不会长出三根茎，正常的最多只能长两根茎：一根是长叶的茎，一根是长果实的茎。本人是江西省广昌县(莲乡)人，白莲是我们家乡最主要的农副产品。经过自己十来年的实地观察，也问过许多前辈种莲老人，从未有人发现过如字典中所画插图那样的莲。”修订者为此作了大量的文献检索，最后发现，《新华字典》插图上的情况，不能算错，但却是极为少见的。为使其更体现普遍性，修订者重新绘制了“莲”的插图，对1998版做了“挖改”。这件事，1998版修订者之一贾采珠研究员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新华字典〉的插图——莲》，刊于《语文建设》2000年第10期。
编读互动在《新华字典》的修订、再版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这种深入的参与融入了读者对这本小字典的感情，而这份感情已经超出了读者与一本工具书的关系。对一些人来说，这本字典，曾经或正在与自己的人生产生联结。
与一本字典有关的人生
据说，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小时候有个特殊嗜好，那就是背《新华字典》。正着背完倒着背，有时候，问起哪个字在第几页，他都能答得出来。对此，莫言回应说：那时候书非常少，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
在书籍匮乏的环境里，《新华字典》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文化绿洲，也是一种精神慰藉。“文革”中，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随文字改革委员会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普通书都不能带，可是带字典可以。我就带了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本小字典，有空的时候就拿这些材料作一些研究。”在干校劳动了两年四个月，他利用带去的《新华字典》作字形分析，为他数年后发表《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研究成果积累了敦实的素材。
《新华字典》第10版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回忆说，他195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新华字典》的第二版伴随着他，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求。由于他在预习语文时，经常查《新华字典》，对一些内容的理解要比其他同学多，上课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时常会有超出课本的内容，因此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西安市，有一位叫徐文耀的残疾人。为了打发躺在病床上的时间，总是拿着《新华字典》琢磨汉字的规律。通过九年的不懈努力，他发明了一种快速识记汉字的方法——数码识字法，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被人们誉为“活字典”。
作家阿城的小说《孩子王》中，一个叫王福的孩子手抄字典的情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实中，这样的故事也在发生：一位从小生活在贵州山区小县城里的读者，小学二年级时，从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学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新华字典》，一时惊为天书。为多看几眼，她为同学做了7个漂亮的毽子作为交换，借字典回家看了7个晚上。这7个夜晚，小学毕业的父亲几乎没有睡觉，在油灯下，将600多页的字典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终于让自己的女儿也有了一本《新华字典》。
“我们以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如果真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那是十分愉快的。”被誉为“《新华字典》之父”的魏建功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这番话，表明了大学者们投入这项事业的初衷。
“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60多年后，金克木先生对字典的观点言犹在耳。
时代在发展，语言在发展，但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对书籍的热望一直没有变。愿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编写规范、释义准确的字典。愿他们走上任何一段阅读的旅程时，都有这位知识渊博的“老师”相伴。
历程
《新华字典》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1954年出版了两个版次。
1957年，《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新1版。在此后的50年中，商务印书馆又先后于1959年、1962年、1966年、1971年、1979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8年和2004年推出了多个修订重排本和重排本。
其中，《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新华字典》第10版入选教育部2005年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