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孝远
2014年06月25日 来源： 光明日报
“文明”一词，西文作civilization，有礼貌、优雅的意思。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仅仅是指气质风度，城市的建筑、道路、桥梁、车辆的样式、工具的设计、衣服的式样、工艺品的造型，也都属于文明这个极为广泛的范畴。无论是希腊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的镶嵌画、圣·索菲亚大教堂、巴赫的赋格曲、莫扎特的歌剧、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是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莫不是欧洲文明的瑰宝。
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是希腊，西方世界无处不保存着古希腊文明的传统。克里特的征服者、特洛伊城的毁灭者迈锡尼人，是希腊最早的居民之一，后来沦为北方民族的奴隶，并逐渐分流为多立克人和爱奥尼亚人。进入奴隶社会的希腊曾经建立过200多个奴隶制城邦国家，每一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城郊农村组成大小不等的国家，各自为政，以雅典、斯巴达最为强大。希腊文化整体发展程度高，特点鲜明，得到广泛传播。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认为是全希腊的竞技大会，展现的是全希腊英雄的技艺。“英雄主义”也是全希腊共享的意识形态，伟大的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年）写作了著名悲剧《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这位英雄曾把天上的火种偷来送给人类，并赋予人类以智慧和科学，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不至于被宙斯毁灭，反映出希腊人抗争命运的英雄气概。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创了一个“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年春天，亚历山大率领35000人的大军和160艘战舰，开始了远征东方的行动。他的部队占领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在伊苏城，打败了波斯大流士三世，后又长驱直入埃及。在远征以前，亚历山大认为希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而其他非希腊的民族都是野蛮的民族。随着东征，他逐渐认识到波斯人和其他民族与希腊人一样具有智慧和才能，也应当受到尊敬。为了促进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东方人的融合，他鼓励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还在东方建立了几十座城市。这些政策，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使希腊文化成为欧洲文化的代表，并得到了周边国家的认可。
与希腊人不同，罗马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制度建设和法律上。罗马人建立了强大的帝国，重法度、重制度，一切都有法律规定。罗马人也重视教育，任何人都需要能读、能写，还要学习修辞。希腊人重理想，罗马人重实用，两者结合，就奠定了皆有感性理性的古典文明。古典文明对欧洲影响很大，阎宗临教授指出：“构成中世纪文化的要素，概括地说，首先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遗惠，其次为新兴民族飞跃的活力，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对物质与精神的支配。这三种动力的接触，并非水乳交融，它们互相冲击、互相排拒，受五六百年的锻炼始冶为一体，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与秩序。”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后，日耳曼人在欧洲建立了十余个小王国。日耳曼人的小王国体制落后，实行领主附庸之间的个人忠诚，公权力常被私用，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实力。后来，在欧洲出现了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也通过契约掌握在私人手里的政治紊乱时期。公元1000年后，战争减少、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一种条件。其后，英国、法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出现了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机构齐备、国家掌管司法、税收等新的特征，欧洲的政治才渐渐步入正轨。
欧洲中世纪文明，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宗教色彩。在“信仰时代”，融古代晚期的伦理学与救赎于一身的天主教会非常强大，不仅使日耳曼民族皈依基督教，还开始领导文化，并与世俗统治者抗衡。天主教会自从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起，就追求统治世界，也就是追求“两把剑”理论：认为教皇有权处理皇帝，能够任命修道院长和主教，从而引发了与世俗君主之间的冲突。教会的世俗化导致了奢侈和腐败，而教会提倡的隐修生活的禁欲主义，更凸显了上述两者言行不一的矛盾。16世纪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运动，既反对教会腐败，又反对禁欲主义。路德敏锐地指出：“想一想这悲惨的景象吧。大多数在女修道院的青年妇女都是强壮健康的，是上帝创造来作妻子和生儿育女的。”但是，那些不良分子却把女儿送到修道院去。路德提倡关闭修道院，让修女和僧侣还俗；政治上，路德要求废除“两把剑”理论，确立由政府来管理宗教事务的原则。这些观点深得民心，宗教改革也迅速发展成为全欧洲的运动。
爆发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另一场意义深远的欧洲文化运动。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提倡研究希腊罗马文化，谴责封建制度的愚昧，呼吁人的“新生”。徐梵澄先生在《希腊古典重温》中有言：“十三、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 文艺复兴蕴含的非凡的创造力，表现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政治、戏剧、舞蹈等方面无可比拟的创造性，并不是对古典作品一本正经的拘礼模仿。文艺复兴的艺术，起源于早期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止于16世纪马基雅维里时代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达·芬奇的绘画中，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类的担当：不管是在清冽的喷泉旁，还是在穷奢极欲的严酷中，人都要坦然面对，敢于承担。文艺复兴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新基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特洛尔奇所言：现代精神“滥觞于中世纪的内在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经过中世纪晚期的城市文化、新教教会文化和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罗马教廷文化的酝酿阶段，最后在启蒙运动、英国、美国与法国的革命洗礼中达到完全独立。当今生活的一切重要特征都起源于此。”
1500年后，欧洲文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欧洲文明整体发展的趋势也愈加明显。欧洲知识界有一种新看法：真正的欧洲特性，是在1500年以后形成的，李伯庚、哈贝马斯、彼得·伯克都同意这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不管现代欧洲与中古欧洲有着何种联系和延续，只是到了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整体特性才得到鲜明显现，无论是反映在其内部的凝聚力上，还是表现在其前沿性或现代性上。
首先，调整文明结构，文明各要素均衡发展、同步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次文化运动，英国革命、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三次政治运动，完成了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型。接着，随着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欧洲经济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世界前沿。革命改造了欧洲，把一个“旧欧洲”变成了“新欧洲”。经济观上，交换的价值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社会观上，对竞争和能力的认同取代了对差异和尊贵的认同；政治秩序上，对革命和改革的认同取代了墨守成规的保守意识；文化上，展现人类个性鲜明的作品取代了宣扬禁欲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作品；宗教上，科学精神取代了愚昧迷信。
其次，缓和矛盾，塑造整体欧洲文明。2003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联合署名起草了《我们的复兴》一文，指出：“从历史经验看，欧洲文化几百年来因为城乡的对立、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冲突、信仰与知识的竞争、政治传统和与之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成为一种比其他文化都撕裂得更加厉害的文化。正因为此，欧洲人从痛苦中学会了承认分歧，用各种手段缓和对立与紧张关系。这种共同遭遇和共同命运造成了欧洲人要共同去塑造政策的意识。这是欧洲特性的标志。”
由此看来，欧洲文明具有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和变幻莫测的形式。欧洲文明的发展告诉我们，与文化融合同样重要的是欧洲的世界性的视野：如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化，中世纪跨国行事的骑士和传教士，乃至于近代资本主义贸易体系，都是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出演的。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发展，提升欧洲自己的内聚力，整合和利用好欧洲的资源，这正是欧洲文明的发展之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