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
作者： 田东江
2014年07月02日 来源： 南方日报
申遗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使之传承子孙后代，但有些人看到的却只是商机，这方面早有不胜枚举的实例。所以，大运河申遗虽然成功，保护仍需努力。
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6个项目。
提及大运河，首先想到的一般会是隋炀帝。炀帝开凿大运河，乃其暴政之一，隋之短命亦与此密切相关。其次想到的会是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者何？京杭大运河易名而来，易于2007年，国家文物局许是为了申遗的需要吧。老外未必了解京、杭是什么，换成“中国”，哦，China，明白明白。当然，京杭大运河并非简单易名，内涵也相应地扩大了，扩成三部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怎么又析出了“隋唐”？概大运河是不同历史时期利用天然河道、湖泊分段开挖形成的，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动工了。《左传》有“吴城邗沟，通江淮”；宋祝穆《方舆胜览》引《元和郡县志》说得更详细：“昔吴王夫差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下掘深沟，谓之曰邗江，亦曰邗沟。”隋之后，亦有元对大运河的裁弯取直，包括挖通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如此一来，大运河不必绕经洛阳，缩短了900多公里。因此，现存京杭大运河诚然并非全为隋功，但不知干唐朝多大的事。
中国大运河的三部分里面，比较陌生的是浙东运河。那是浙江境内的一条运河，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明余永麟《北窗琐语》载有时人——永乐年间进士张得中的两京水路歌，其中《南京水路歌》云：“车厩丈亭并蜀山，余姚江口停泊处……绍兴城上会稽山，蓬莱仙馆云雾间……六和塔近月轮边，龙山闸枕澄江浒……丹阳地势控丹涂，舟向镇江城外涉”，清晰地勾勒了两条运河连接的路线图。有研究认为，这是宁波人张氏赴南京科考时的沿途实录。其《北京水路歌》，更细致描述了从宁波水路赴北京沿途所经地名、名胜古迹，在篇尾尤其点明：“所经之处三十六，所历之程两月矣。共经水闸七十二，约程三千七百里。”浙东运河既与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体，而大运河又“中国”了，纳入之也就不无道理。
对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主体框架贡献最大的，无疑还是隋炀帝。然而，他却是在当时即被定论的暴君，谥字已经道得分明，“逆天虐民曰炀”嘛。大运河的具体施工时间，《资治通鉴》里有清晰的记载。大业元年三月（605），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开挖，沟通了黄河与淮河。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大业四年（608），“诏发（黄）河北诸军五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深郡”，沟通了黄河与海河。大业七年（611），“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值此，这几大工程汇聚在一起，沟通了钱塘江和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联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成扇形展布的大运河。
而大运河之所以与暴政关联，想来一方面在于工程的浩大，另一方面在于使用前后的排场。比如通济渠，“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再如江南河，“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这么大的工程，势必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按《资治通鉴》的说法，开永济渠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然则《隋书·炀帝本纪》载，此前开通济渠，“发（黄）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妇女已经是施工大军中的一员了。为了准备行幸，炀帝先是“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结果“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再看行幸本身。大业元年八月炀帝到江都，“舳舻相接二百馀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这么多的人马，花销是不得了的，所以“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极水陆珍奇”，然而“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大业七年二月炀帝到涿郡，“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前船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馀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不过，今天我们看故宫关于康熙、乾隆南巡那些纪实场面的大量绘画，阵仗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就没有相应的严重后果吗？未必。前人云“不以憎而增其恶”，炀帝被示众，有对该句反其道而行之的成分吧。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人皮日休的诗句，道出了大运河“利在千秋”的一面。申遗成功，有识之士在欣喜之余马上生出了忧虑，忧虑是否会造成过度开发从而使大运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种忧虑绝非杞人忧天。申遗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使之传承子孙后代，但有些人看到的却只是商机，这方面早有不胜枚举的实例。所以，大运河申遗虽然成功，保护仍需努力。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