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作者： 李如龙

2014年12月08日 来源： 光明日报  

　　1936年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李如龙提供）

“龙”字的演变 （李如龙提供）

　　编者按

　　从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挂牌至今已10年。经过10年发展，已在五大洲的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它的成立和发展为汉语和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此时，本版邀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对汉字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优劣势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对今天的汉语学习和传播有现实意义。

　　汉字是世界文字中的奇迹

　　全世界的文字走过了表形、表意和表音的三个过程。大量的原始文字、古典文字，例如西亚的两河流域5000年前的楔形文字，后来大都被表音的字母文字取代了。在林林总总的世界文字之中，现在还留存的不采用字母来标音的古典文字 ——“意音文字”，只有汉字一种。

　　古老的汉字从定型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为什么它能够长盛不衰，至今还有强盛的生命力呢？从秦汉的“隶变”到现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汉字适合汉语，所以3000多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一句话——汉字适合汉语，点出了这个奇迹的奥秘。

　　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早在90年前就说过：“这个文字是中国人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是从它族借来的；书体很美丽可爱，所以中国人常应用他为艺术的装饰品。而且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只需熟悉了几百个的单体字，就得到了各种合体字里所包含的分子。”

　　如果说，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发展史之后，对自己的文字有坚定的“自知之明”，高本汉便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之后的“旁观者清”了。

　　许多欧洲人是冲着古老神奇的汉字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高本汉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889年，1909在俄国学汉语，1911来西安，两年间调查20多种方言，1915年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并成为教授，他是最早、最成功的西方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指导着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创建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法国教育部现任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也是个汉语汉字迷。他1950年出生，1973年来北京留学。他说过，汉字是艺术，一见到它就被吸引住了，并且挥之不去。他认为学好汉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学习汉语，编了一系列通过常用汉字学汉语的好教材，多年来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汉语课本。

　　诚然，在外国人当中，也有些人鄙视汉字，认为中国人时至今日还在使用几千年前的汉字，是落后的“抱残守缺”的蠢事，有些人恐惧汉字，以为应该绕道走、不学汉字、直接学汉语才是聪明人。和他们相比较，高本汉和白乐桑是高明的学者，是真正的聪明人。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自从汉字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900卷、近五万首《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汉字为缔造中华文化的圣殿立下了丰功伟绩。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着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准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形成了“目治”的习惯。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最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作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为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汉字、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

　　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战乱和分裂的时候，但总是分久必合、分少合多。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音标——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韩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才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不论是什么时代，也不论是什么字体，都创造了书法的艺术。历来的文人学士大多兼通诗文书画，和诗画融为一体的书法艺术，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贵墨宝。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苏东坡、米芾等数不清的书法家，不但为华夏子孙耳熟能详，其作品，哪怕只是印刷品或拓片，千百年过去了，都还能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喜爱和崇敬。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论在公众场合或是私家屋舍，还成为类似西方的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字确是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汉字有生以来的传奇

　　汉字能够跨越数千年的历史空间而不衰，广泛传播于不同语系的诸多民族，并不是它具有什么神力，也不是靠着坚船利炮的压服而强加于人，而是靠着它有生以来的艰苦拼搏精神和使用不尽的睿智。

　　经过数十年来汉藏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同源词越来越多地被确认；另一方面的事实又说明了藏缅语和秦汉之后的汉语之间还明显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别。例如，藏缅语有些还没有声调，大多有多样的复合辅音、有形态变化，还有不少多音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悖论，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设想：在甲骨文出现和定型的一千年间，汉语可能发生过一场类型的转变。《诗经》里有近四分之一的双音词（叠音词和联绵词），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还有“格”的差异（吾、女为主格，我、你为宾格），从汉字的谐声可以看到明显存在的复合辅音（dl-、kl-、pl-、hm-等），可能只有“平、入”两个声调（王力、黄侃的观点，若得到确证，也可以理解为韵尾的区别）。所有的这些，都很像是前上古时期旧有的语言类型的残存。自从汉字定型并成为汉语的书面符号之后，集形音义为一体的汉字成了单音词，成了上古汉语词汇占优势的主体，放弃了使用形态标志来区别语法意义的手段，复合辅音也消减了，为了增加音节容量以扩大单音词的别义能力，形成了“四声”的声调格局。上古汉语之所以成为“单音节的孤立语”，显然是汉字的“形音义融为一体”和“单字成词”的结果，这不就是汉字定型的近千年间所带来的类型变化吗？这样的理解，不但能够解释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许多演变过程，也可以解开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异同相悖之谜。这个假设若能得到确证，便说明了汉字一旦和汉语“联姻”，便主持了“家政”就像莽莽昆仑“横空出世”，便“搅得周天寒彻”，引起了汉语的一场类型变化，其结果也就是周有光所说的“汉字适合汉语”。

　　1926年，高本汉在瑞典发表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提出：“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90年的研究正在证实他的先见之明。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近千年间，为了书写更加简便，汉字的形体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化：甲骨文采取的是简单的直笔、短笔，为的是适应在兽骨和龟甲上刻字的困难；钟鼎陶器模具上所刻的大篆、小篆，因为操作方便了，就不避繁复而追求美观；到了秦隶就又做了一次灵便的简化，这就为往后用毛笔书写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字的形音义一体化整合，绝大多数的单字也就成了单音词，实现了文字和语言的统合，上古汉语单音词成了词汇系统主体之后，立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类的发音器官是固定的共鸣器，发音能力和辨音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任何语言的音节数大体上都只能有一千多个，但是，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词汇不断增多，只用一千多个单音词来表达意义显然不够用，同音词越来越多，例如“其期旗棋麒骐琪亓祺淇芪綦岐歧萁祇”在上古音就都是平声、羣母、之韵的同音字。虽然增加了声调的区别，用一字多音、异读别义（骑马、坐骑，好人、好色，采取、采邑，堵塞、边塞，牛角、角色）可以缓解同音之困，但是，多音多义又带来了异体字的新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同音字、多音多义字的问题，后来就兴起了双音合成词，“岐山、旗山，旗子、棋子，麒麟，淇水、神祇、黄芪、歧路、綦年、期间、其间”，这才为单音词的困惑解了围。

　　汉语的双音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秦汉之后又“融句法于词法”，采用造句法的动宾、动补和主谓等方式来组构合成词。双音合成词的发展不但彻底解决了单音词的同音、多音的问题，而且开辟了扩展词汇更加宽广的道路。这是汉字适应汉语发展的另一次最为重大的突破性变革。

　　有了二字合成的新方法，汉语词汇开创的“书面语构词”成了一股洪流滚滚向前。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尤其是汉唐数百年间的诗人和散文家，沿着此道创造了无数优秀作品，既有按严密的逻辑积累起来的丰富词汇，也有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所创造的修辞手段。在语音方面还形成了二音节的“音步”，创造了平仄相从相间的韵律。正是这几个结构系列，不仅建造了汉语书面语词汇的完整体系，也构筑了千古不朽的古诗词和文言文。另一方面，唐宋以来，识字不多的劳苦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也不断创造着各种通俗而生动的用语，也在用汉字记录着这些语词和表达手段，这就是中古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白话”。宋元以来的数百年间，书面的文言和口头的白话，成了并行不悖的两股洪流，共同推进着汉语的发展。回顾了这样的过程，我们不难体会到：造成书口之别、文白之异的是汉字，后来这两大洪流的相互吸收、不断接近，也正是有赖于汉字从中所做的斡旋和沟通。

　　平心静气为汉字论衡

　　当汉字走过了三千年的历程，这位“老革命”在19世纪末遇到了新问题，受到一百年的围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一跃成为东亚的强国。一百年前的一场海战，这个老学生教训起老朽的老师了。当时的一批先知先觉者愤然觉起，要求腐朽的王朝改良革新。他们看到十分之九的不识字的国民被关在政治门外，安分守己而任人宰割；想到自己十年寒窗的识字之苦，认为要振兴教育以开发民智，发展科技以建设强国，就必须废除繁难的汉字，改用便捷的拼音。激进的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第一个“切音字”运动的先驱卢戆章就是厦门人，他闭门十年，研究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名为《一目了然初阶》。之后的20年间，各地学者纷纷响应，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有28种之多。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于1918年制定了“注音字母”，算是有了第一个成果。五四之后的三十年间，汉字拼音化运动曾是国共两党的共有事业，延安称为“北方话拉丁字”，上海叫“国语罗马字”。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国务院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各民族的义务教育中作为教学语文的基本工具。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经过充分讨论，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6年初，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文件正式停止了“汉字拼音化”的提法。至此，汉语拼音运动画上了句号。

　　汉字不搞拼音化，不等于汉语拼音没有用。作为学习汉语、认识汉字，教学拼音绝对是一条坦途。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母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不断地在证实这个经验。中文信息处理中的汉字输入法，在经过“万码奔腾”之后也证明了拼音输入是最佳方案。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汉语拼音的应用正在研究和开发。

　　然而汉字不要改为拼音文字，也不能说明汉字是完美无缺的。汉字字形繁杂、表音不力、字数太多，这是它三个天生的弱点。吸收历史经验，简化了一批特别繁难的字；确定3500个常用字以供基础教育之用，限定7000个通用字表等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的繁难。

　　汉字不宜拼音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两条：第一，汉字有双重身份，它不但是汉语音节的记录符号，也是汉语的语素，认字并非为了读音，而是为了识词。正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望文生义”，认得一个字，就可以识得一批词，掌握600个常用字，就可能读懂80%的文本。只会拼音、不认得汉字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条。第二，由于表意汉字作为沟通的桥梁，古代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甚至口语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文言成语之外，还随时可以引用文言语句，除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类常用典故之外，“诚如、愧对、疑虑、滞后、莫非、莫须有”等等常用书面语，也正是从文言来的，通过汉字去读写这类语词，比起通过拼音去掌握方便得多，这是一般的中国人共有的经验。

　　汉字真正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和汉语已经相伴几千年，虽然曾经有矛盾、有调和，经过好多回合的磨合，已经达成了和谐。如果汉字不是表意的语素，仅仅是标音符号，就像一件外衣，说换就换，一点也不麻烦。不论是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威妥玛所创造的拼写官话的方案、传教士为各地方言所设计的罗马字拼音，或者是中国人创造的各种拼音方案，前前后后怕是不下百种，哪一个不是说用就用、说改就改、说废就废！这就是最有力的反证。国外使用过汉字的，只有在日本因为通过“训读”作为日语的语素，至今还藕断丝连，保留着“当用汉字”，其他没有和当地语言深度结合的，就先后被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汉字不能实现拼音化的最有力证明。

　　做汉字的莫逆之交

　　汉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们要善待它。

　　在思想方面，我们应该认识汉字的特征，分清其优点和缺陷；准确地评价它的价值，了解其贡献和局限，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

　　汉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双重身份——这个形音义结成的立体化的统一体，既是标注音节的符号，也作为汉语的最小结构单位——语素。作为语素的字有两个特点。一是字可以组合成词，词语可以连接成句，通过字词句的组织就能实现表达和交际，而且组字成词和组词成句的规律是一致的、主要决定于字义和词义。因此，认字就可以同时识词、学话。中国儿童语文启蒙时学拼音、学写字、组词造句的训练，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特征所组织的“形—音—义，字—词—句”的教程。世代中国人经过这个教程的训练，掌握母语的效率并不比外国人差。所以高本汉说：“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另一个特点是字数虽多，但字频差异大，加上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少数字形比较简单的高频字、高频词可以组成大量词语，生成各种句子。利用频度之差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白乐桑就是用“字本位”的理论，教常用字，从字形字义入手，联词学话，以少驭多，才获得成功的。双重身份是汉字的功能特征，相对而言，作为语素的优点多，作为音节符号则是缺点多。

　　再看看汉字的内部结构是如何优劣并存的。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中，字音虽然不能准确地标注一时一地之音，初学时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是字音归属于“音类”，而每个音类在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中国人学习字音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母语音类进行类推，化难为易；字形方面是比较繁复，但是基本笔画并不多，除少数独体字外，都有声旁和形旁，多数部首可以有效帮助理解字义；字义方面，在中心义（主要义）、引申义、比喻义、边沿义之间总有一段逻辑联系。可见，各种特征也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因为汉字着重于表意，形音义结构特征中，音、形方面的缺点多些。

　　至于汉字的功过，我们也应该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上汉字是为传扬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字音难明、字形难记、字义难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汉字在电脑上的实现，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解决。周有光先生说：“汉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宝贝’，又是现代文明的‘包袱’。一旦认出了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再要肯定汉字只是‘宝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永远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古无今’、‘厚古薄今’是不成的。‘有今无古’、‘厚今薄古’也是不成的。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厚今而不薄古’。这就是认清汉字的两面性，使‘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在‘两难之间，去取‘中庸之道’前进”。

　　有了透彻的认识，自然就会有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不一味颂扬，也不无端贬责。对于当前应用，我们应该发扬其长处，改善其不足，努力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文字处理依赖计算机之后，汉字写不好、提笔忘字的现象多了，接着还会影响阅读。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学好汉字，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许多负责任的老师正在想办法让孩子们写好汉字，这是很值得鼓励的。最近的“汉字听写大会”上那些年少的“汉字英雄”，是很令人鼓舞的，当然他们的老师也很是令人敬佩。

　　网络文化兴起之后，亿万人上网交际，为了快速，本来汉字就没有学好，或者是为了标新立异，就随心所欲地写“别字”，把“版主”写为“斑竹、班主、斑猪、办猪、板猪”，故意将“俊男美女”丑化为“菌男霉女”。也有按照读错的音写的：“这样子”写为“酱紫”，“尴尬”写作“监介”，“美国”写成“米国”（仿造日语的写法），“我们”写成“偶们”；还有用字母或数字谐音的：GG（哥哥）、MM（妹妹），886（拜拜了），1414（意思意思），甚至把“正在吃饭”写成“吃饭ing”。这类做法就有些离谱了，和网络上创造新词语是不同性质的。网络新词如果造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流行，被多数人认可之后，是会进入词典、成为规范的，例如“博客、粉丝、给力、土豪、山寨、拍砖、吐槽”。乱写别字则只会造成混乱，不利于语言文字的通行。

　　五六十年代使用语言文字比较重视规范，但是当时的认识有些片面性，对于语言文字在实践中变异和发展认识不足，贯彻各种规范时也比较生硬，缺乏灵活性。拨乱反正之后又有些过头，年轻学生图方便、爱随意，老师和编辑也懒得严格要求，所以灵便有余而规范不足。就像钟摆的原理一样，矫枉之后难免过正，情有可原。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应用走上良性循环是很有必要的。

　　汉字目前还是海峡两岸、东南亚及全球华人正在使用的文字，由于历史上的分隔，在用字上存在一些差异。除了繁体简体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些异体字、古字、方言字的不同。在地球村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内外华人的联系日益频繁，若能谋求当代汉字的“书同文”，对于华夏子孙的交往、对于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从“繁简字的计算机转换”做起，可以考虑淘汰少量不合理的简化字，提倡并促进“识繁写简”和“识简写繁”，经过充分协商，淘汰异体字、统一译音字，限定不同级别的用字量，商定若干比较通行的方言字，经过学者讨论、媒体试行、征求群众意见，最后才确定公布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向全世界开辟了最广泛的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旅游业的繁荣，许多国家正在兴起新一轮的教学汉语的热潮。要让特异类型的汉语汉字能够便于外国朋友学习，还有大量的课题要做。为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要，要编制多样化的教材，试验不同的教法，要培训大量外国和中国的汉语教师。今天所讨论的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所造成的许多和其他语言不同的特征，如何体现到教材和教学法中去，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认真处理的总题目。

　　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还会带来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现在还很难预料。语言文字的应用和社会上的各个层面都有紧密的联系，50年、100年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际交往、人机对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也还难以设想。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一切文化现象总要有相应的变革，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我预感到我们的老朋友——汉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改革。

　　新世纪一开始，96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发表了《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提出了新世纪应该精简字数和夹用拼音的改革。他说：“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按照’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高覆盖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汉字规律。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21世纪将出现一种‘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础华语’，作为学习华语的入门教材……在21世纪的后期，讲究效率的华人将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范围之内，实行字有定量，辅以拼音。”

　　周有光先生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法，让汉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各得其所，很值得我们深思。汉字，历来“出生不报户口、死了户口不注销”，这种情况看来是应该有所改变了，否则真会使我们的后代接受不起这份宝贵而沉重的遗产。试想想，现代化的潮流滚滚向前，时间越来越宝贵，若能减少识字和阅读的时间，让青少年更快成长和全力拼搏，对于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都有重大的意义。为了精简汉字，可以先分级限量，把对外汉语教学和义务教育的不同等级的用字、社会上不同行业的用字、人名用字、外国译名用字、编不同字典、词典的用字和阅读古籍的用字分别开来，供外国人用的基础课本最好只用三五百字，让一百个初学者尝到易学、有趣的甜头，留下七八十个继续学，该有多好！分别压缩不同领域的用字量，应该也能减少中文信息处理、人机对话、语音实验等方面的设计和操作的工作量。至于书法艺术，自然就不必限量了。各种用字定量经过试行、让大多数人体会到好处，经过调整之后再做认定，然后逐步推行，可能会减少阻力。夹用拼音也可以先做小规模的试验，例如外国的人地名，本来就是“有音无字”的，口语（包括方言）里的“纯音缀”、“拟声词”，硬去找个意义无关的字来写，不是更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