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那些事儿
作者： 胡一峰
2013.10.21 来源： 科技日报
能骑上自行车的民国女子可不是一般人
“臀高肩耸目无邪，大似鞠躬敬有加，噶吧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这是上个世纪初流行于北京的一首《竹枝词》，请根据前面三句的描述，猜一下最后三个字是什么？对了，是“自行车”。
对于中国人而言，自行车是“舶来品”。但也有人认为，它就诞生在中国，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康熙年间，有一个叫黄履庄的人，“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
黄履庄或许只是一个传说，以至于晚清出洋使节斌椿在马赛看到自行车“弛行疾于奔马”，仍感到十分稀奇，并浮想联翩地想到了《三国演义》，认为此乃“木牛流马之遗意”。
据考证，最早记录自行车进入中国的文章刊载在1868年11月24日的《上海新报》上。文中写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想见者多矣。”
没过多久，自行车流行开来，甚至进入了皇宫。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尾巴”即指随侍的太监。谁能想到，自行车会帮一个已名存实亡的少年皇帝争取到了一点自由的空间。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不但在中国的城市大行其道，而且已经成为杂技表演的道具。1929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在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倡议下，举办了一场武林大会。据大会“日刊”记载，有一位来自中央国术馆的选手，北平人李成斌，在会上表演了高超的“自由车”（自行车）技艺，只见他“以一足跃登坐垫，复翘其一足，绕行台上一周，继忽一跃而下，旋其身易其方向，坐于握手之圆柄上而袖其双手运其两足，车仍向原线进行，而人之地位则为倒退，如失舵之舟而转折自如，已属难能。更忽一俯其身，竖其双足，手握踏镫而摇之，以手代足而车之行进转折如故”。
一年后，又有个上海青年作出了骑车环游世界的壮举。这个年轻人名叫潘德明，1930年，他随“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从上海出发来到越南。然后，购买了一辆自行车，继续旅行。历时8年，游历了40多个国家，于1937年7月返回上海。在途中，他拜谒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对他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的国家站立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们都将分享这个将来带给我们的快乐。”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骑自行车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儿。电影导演、明星、阔少、海归这些得风气之先的潮人是自行车的拥趸，足蹬自行车，飘然而过，“人每遇之，急避两旁，而骑车者遂得意洋洋飞行如鸟而去。”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在《宋美龄传》中写道：“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也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在蔼龄十岁生日（1899年）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宋蔼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当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
宋霭龄是否是“第一”尚待考证，但就在宋霭龄得到自行车的这一年，苏州官府却因为骑车人日益增多，经常在狭窄的道路上造成事故而禁止普通百姓在城内骑车，允许骑车者只有：“西人”、“教士”和“教民”，估计官府也明白，这三类人吃洋饭，想管也管不了。
历史总有相似，几十年后，朝鲜执政者金正日因为一位高官的女儿骑自行车发生车祸，下令禁止女性骑自行车。朝鲜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一部《自觉遵守社会交通秩序，绽放民族的美风良俗》宣传片。片里义正词严地宣称女性穿裙子骑自行车“违背社会主义美风良俗”。而且，据朝鲜医学专家称“女性缺少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会瞬间不知所措，而引发重大事故”。这一规定，直到金正恩上台才废除。
1898年，《申报》作出了一个大胆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不到一百年时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自行车成了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叮铃铃的铃声响遍大街小巷。时至今日，昔日的“自行车大国”已成了汽车世界，特别是谋食于大城市的人们，每日饱受交通拥堵之苦，自行车又成人们代步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