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创造力如何体现
——第5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综述
2015年01月20日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刘茜
主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中华文化创造力如何体现
主办: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
时间:1月16日
地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与会嘉宾:
王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诗人)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
邓 韵(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
项 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所长、《中国音乐学》杂志主编)
师力斌(《北京文学》副主编、诗人、青年文学评论家)
谷 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 持:
徐 涟:(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
1月16日,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邀请王玉明、方李莉、邓韵、项阳、师力斌、谷泉等来自文学、音乐、美术、艺术人类学等不同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聚焦“中华文化创造力如何体现”的主题,以各自的研究、实践领域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探讨。本次讨论会由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徐涟主持。
讨论会为中国文化报社“艺海问道”文化论坛第5期,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中华文化创造力到底怎么体现,如何“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肩负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徐涟说,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是艺术创新发展的根源。每一次成功的创造,无不是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然而,总有一种观点,将传统视为包袱,认为必须全面摆脱传统的束缚,向西方学习才能创新;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更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些博取眼球的所谓创新,如“奇葩”“搞怪”,借助网络大行其道,以至于“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如何体现?如何发现和挖掘真正的创新?能否将典籍中的文字、禁宫里的文物、传统手工艺的非遗,变成我们今天生活中可视、可触、可感的活生生的创造,成为传统大河中生生不息的新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艺海问道”第5期关注的话题。
中华文化创造力来源:多元一体
一大批年轻人驻扎在景德镇,参与当地的艺术生产和创造,他们把现代的趣味和古代文人的趣味结合起来,重新激活了中国传统的诗意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慢慢变成一个新的时尚,这意味着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真正进入到现代生活。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作为费孝通的嫡传弟子, 方李莉反复说: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来源于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方李莉认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面临大机遇,机遇在于整个人类社会背景的变化。传统与创新,同样一个话题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因此会有新思考。以前较普遍的观点是将传统和现代对立——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但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取得了新的共识,“传统与现代不再对立,创造文化必须在原有文化基础上重构文化”。
方李莉说,在未来社会,经济支柱可能主要靠高科技、文化产业发展。守成和创新不矛盾,而是非常重要的合作者,任何传统如果没有创新则无法前进。中国到底有什么?到底可以拿什么贡献给世界?中国的文化资源。一个生物圈只有基因多元它才可能强大,中国有强大起来的文化基因。
作为艺术人类学学者,方李莉关注民间工匠,她历时17年撰成《中国陶瓷史》,对约万年之久的陶瓷史进行了全球化的视野关照,并从比较视野中思考了中国的文化优势。方李莉认为,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可以更好地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再简单地认为“传统文化是包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当年的丝绸、瓷器曾远销欧亚。世界上任何一个时代发展都有一个榜样之国,在十六七世纪,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是榜样,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礼仪大国,发展得很好。他们通过贸易,茶叶、丝绸、陶器等来了解我们。以前我们总以为中国是文明古国,是农业发达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想过中国也曾是世界手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我们也曾是“世界工厂”。
方李莉研究景德镇多年,景德镇正在发生的变化让她深刻体会到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在十六七世纪景德镇是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出产的瓷器行销整个世界。近代以后,景德镇开始衰败,手工艺不敌机器生产。而现在,景德镇从日用瓷中心变成了当代艺术瓷中心,甚至是艺术中心。一大批年轻人驻扎在景德镇,参与当地的艺术生产和创造,他们把现代的趣味和古代文人的趣味结合起来,重新激活了中国传统的诗意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慢慢变成一个新的时尚,这意味着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真正进入到现代生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这说明民族文化复兴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身体力行,景德镇只是一个案例,在中国类似景德镇这样的城市很多。再如一部分年轻人正在提倡穿汉服,很多人在推广国学教育等,越来越多的人都致力于恢复传统。这种复兴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文化的多样性的开拓。文化多样性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不仅仅存在于传统,也不仅仅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存在于现在生活。”方李莉说。未来的世界发展,不光是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德国模式,也可以有中国模式,而且不光有整体上的中国模式,还有中国的地方模式,这仍然是多元的。只有多元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才能发展下去。为什么中国文化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是多元的,而且是多元一体。今后的发展道路也是要走多元一体的道路,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来说完全成立。但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说清楚中国文化特色在哪里。文化自觉要重视,只有通过文化自觉才知道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要到哪里去。只有通过这样真正的深入研究我们才会出真正的成果,才可能有文化发展的自主权。
从我们的根做起
《诗经·乐图》以中国五声音阶和传统五声调式为主体结构,并以现代人的视角和现代的音乐元素加以阐释,使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审美层次……我们准备今年把这个节目带去纽约林肯中心演出。
2014年初,国家大剧院上演了广州鳟鱼歌剧团的《诗经·乐图》套曲,艺术总监著名歌唱家邓韵谈起这一特殊的根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融汇西方艺术形式的创作时说:“学了、唱了这么多年歌剧,一路走过来,终于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她曾被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原就职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她首唱的《帕米尔高原,我的家乡多么美》、《祖国四季》、《我爱梅园梅》等许多作品都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并被广泛传唱至今。1980年出国,2003年从美国归来后发起创办了广州歌剧学会、广州鳟鱼歌剧团,至今一直从事歌剧艺术的推广。1980年年初,邓韵作为中国音乐家小组的成员赴欧洲巡演,此次欧洲之行使邓韵迷恋上了歌剧,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和演艺生涯。“首次接触西方歌剧,并被深深吸引与震撼。看完以后睡不着觉,就开始学歌剧。” 1992年,中国歌剧《原野》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上演,连演11场,场场爆满,这部歌剧在美国艺术界引起轰动,而邓韵正是此剧主角之一。中国歌剧在西方的成功令她倍感自豪。邓韵回忆起当时情景:“我心里特别激动,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回国, 把歌剧之花栽在广州。做什么剧目呢?什么东西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留下来呢?我们应该怎样走这条路?我想还是从我们的根做起,我们开始先唱古诗词。”
邓韵创办的广州鳟鱼歌剧团历时两年创作了《诗经·乐图》套曲,从《诗经》中摘录了10首诗歌,以“情”“缘”作为主线贯穿情节。描写古时候的男女从相遇到定情、结婚、励志的情景,以诗、乐、图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一个3000多年前美丽纯洁高尚的中国故事。套曲分为上、下篇,上篇包括:《鹿鸣》(小雅)、《野有蔓草》(郑风)、《月出》(陈风)、《木瓜》(卫风)及《子衿》(郑风)、《将仲子》(郑风),下篇有:《绸缪》(唐风)、《女曰鸡鸣》(郑风)、《蟋蟀》(唐风)、《鹤鸣》(小雅)。套曲采用中西乐器混合编制的乐队组合来表现一种新的情景歌唱表演形式,作品以中国五声音阶和传统五声调式为主体结构,并以现代人的视角和现代的音乐元素加以阐释,使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审美层次。
邓韵认为,“《诗经》结构上有很多重章叠句,这对音乐来讲是好写的,重复就是力量,是可以谱曲的,它的诗体让我们感觉到可以这样做。至于取材上面,我国文化的传统思想根源在于社会生活,里面宣传了我们民族的美德。此外,唱起《诗经》又遇到一个问题,演员表演一定发自内心,认真学习,我们的演员从礼仪等各方面学习,认真体味《论语》中讲到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乐要能很好地跟人沟通”。
“《诗经·乐图》已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公演。我们尊崇古朴,有对《诗经》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史诗的无限崇敬。今后我们还是想走这条路,不仅靠自己的力量,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准备今年把这个节目带去纽约林肯中心演出。”邓韵如此表达她对未来艺术发展的展望。
讲清楚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
文化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得有我们自己核心的东西,不接续传统,我们就像在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会随波逐流,没有根。
中国儒家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也把中国文化特征概括为乐感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音乐研究所代所长、《中国音乐学》杂志主编项阳多年研究中国音乐史,特别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发展史,他认为现在学界存在着重“礼”轻“乐”的倾向,这是不对的。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四个讲清楚’,我们应该把中华文化的核心问题讲清楚,研究透彻。”在研究礼乐文化中项阳发现礼乐本来是并置的,但现在的研究往往偏重礼。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一直把礼乐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如《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礼乐志》。中国的礼乐观念从来没有间断,仪式用乐其实一直存在,因为有礼制仪式,这种诉求一直存在,但是它只存在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对象。“我们要认知中华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首先应从基本概念和逻辑起点上加以辨析,同时还应有历时性的梳理。乐原本并无所谓礼与俗,恰恰是由于这种超乎语言的形态使得人们赋予其特有的功能性作用,于是就有了在仪式之中用乐和非仪式化用乐两大类型,这是我们认知礼、俗用乐类分的意义。在礼的仪式中使用是为礼乐,不在礼的仪式中使用则为俗乐。形成礼乐与俗乐两大类型之时,在部落、氏族、方国群体性活动中由于仪式诉求的需要,更重视乐在礼的仪式中使用,特别是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因此便形成重礼乐的理念,这当然是礼乐最初的意义。”
项阳认为,文化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得有我们自己核心的东西,不接续传统,我们就像在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会随波逐流,没有根。只有整体把握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才能使中国文化更具创造力,如果片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只去把握老百姓欣赏的音乐,而没有去看礼乐在国家场合,以及老百姓仪式性诉求中的礼乐,那就意味着两条脉络我们只关注了一条,另外一条我们并没把握,也没关注。
注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对工艺本质的把握,目的不能单是为了实用,而应该还有更深目的,或者可以说是为了把握深邃的文化内涵。挖掘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很多人简单挪用文化符号,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我花了8年时间在江西一个村子做龙尾石研究。想做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是因为这个物质材料越来越稀缺,很多遗存可能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在此过程中,我发现物质材料的改变跟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联。”中国艺术
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谷泉说。
谷泉曾与著名砚雕家吴锦华先生共同出版名为《龙尾石谱》一书,将龙尾石采掘、加工、贩卖的微观情形,即包括身世、坑口等,进行了缜密、详尽的古今辨证。继而,就现代谱系学逻辑,提出了一套真正站在人类审美精神高度的新“石学”框架。如他自己所说,“石品通常指石头纹理的外部特征,但古人在确立石品的时候有品评和判断的意味,这与诗品、画品道理一致,而这种品评和判断,还暗含在它们与万事万物的联系之间,所以古人既推崇自然造化,又把人和自然造化融为一体”。然而,收藏市场屡屡上演“疯狂的石头”,仅仅将其作为稀缺资源而追逐,完全忽略了石头应有的文化内涵。对工艺本质的把握,目的不能单是为了实用,而应该还有更深目的,或者可以说是为了把握文化。
“怎么转换?是文明形态的转换。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资源完全消耗,另一方面时间一长,传统就没有了。”谷泉忧心地说。挖掘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很多人简单挪用文化符号,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谷泉对非遗工作推进提出的建议:“发展的同时去保护”。工艺传承人、工艺大师是农业文明方面的代表,而且是技艺的代表,从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转换不能靠某一个设计师完成。他认为过度技艺和适度技艺是一对文明的对抗,一方面保护过度技艺,另一方面要学习尊重适度技艺,那种东西才有竞争力。这是很重要的国家战略问题。
谷泉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创造财富方式不只是通过大生产方式,还有资源或者是信息的重新分配,如美国互联网公司,人很少却可以攫取世界的大量财富。他继而提出:纯手工是金字塔的塔尖,它是珍贵的但不是全部,要做到手工和机械的结合,机械转换的本身就是巨大的资产,这个工作是值得人们去做的。
谷泉目前在着力探索当代中国工艺的发展模式。“我哪怕做一个很小的点,但愿使工艺可以升级,模式建立好,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推广。”
文化评价体系要跟上文化生长点
目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文化生长点,而相应的评奖、评论、传播相对滞后,急需跟上。应该大力加强对新生事物的关注评论,方能更好地去从事文化发展、创新。
《北京文学》副主编师力斌认为,到底我们有没有文化创造是相当多的中国人都会有的焦虑。张颐武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仍未摆脱自卑感》,谈的是这种焦虑的表现,即中国在西方面前的自卑感。师力斌觉得这是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反应,我们老在和西方比,和西方较劲。文学想得诺奖,电影想得奥斯卡奖,体育想获奥运金牌,足球想进世界杯,绘画和油画比,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比,等等。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创造。“比如说,手机短信是不是一种新文学形式的创造呢?我觉得应该是。当然它对于文学有没有贡献?将来能不能流传下来?它的艺术含量有多高,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沙和尚匆匆忙忙来找大师兄,‘大师兄,我怎么听说,二师兄的肉比师父还要贵?’”这是一则2008年左右猪肉涨价时流行的短信,这样的短信是不是超短小说,是不是文化的创造?师力斌说:“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有创造。手机短信的一些段子,至少从文学角度我觉得应该是创造。当然它对于文学有没有贡献,将来能不能流传下来,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师力斌提出,中国有很多新生事物,每天都在创造。马云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和他的网络经济新思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蔡国强的焰火,算不算艺术创造?怎么看待类似这些问题?这些新生事物都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历史转型的新注脚。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思路、方法、视野极其宏阔,既是全球化的,也是民族的。再比如说诗歌,每年的产量数以百万计,从内容到形式也都有巨大创造性,是中国当下最便宜的精神消费,但极度缺少关注和研究。还有,目前我们看到了很多文化生长点,而相应的评奖、评论、传播相对滞后,急需跟上。应该大力加强对新生事物的关注评论,方能更好地去从事文化发展、创新。
文化需要在包容、融合中创新
有了艺术,有了人文的深刻的造诣和修养,对科学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是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文化应该包容,只有包容、融合才能创新、发展。
王玉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多年来一直坚持创作的诗人,被人们誉为 “院士诗人”。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越往前走科学越要艺术化,艺术越要科学化,两者在山脚分开在山顶结合。王玉明对福楼拜的话极为认同。
“越是往前走,越要将科学与艺术结合。两院院士当中很多人多才多艺。苏步青、华罗庚写古典诗词写得很好。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和我互赠诗词作品,我拿了他的作品以后读到深夜。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一种完美的结合。所谓融合、创新,有了艺术,有了人文的深刻的造诣和修养,对科学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是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王玉明具体谈到了如何看待长期争论的新诗和古诗问题。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把古诗打下了文坛,新诗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后,传统诗词又开始复兴,到现在中华诗词学会和各个省市诗词学会会员有上百万人,古典诗歌完全不是小众,而是真正的大众。新中国成立后,传统诗词不入奖、不入史,如今,不入奖已经开始改变。入史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真正解决。王玉明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内容几乎都是小说、戏剧,还有新诗,完全没有传统诗词的位置,实际上传统诗词这些年中也出现过许多的大家。
王玉明认为文化应该包容,只有包容、融合才能创新、发展。闻一多把传统诗词当中的一些基因在新诗中加以发展。“我的态度是包容,并不是喜欢古诗就排斥新诗。但全盘西化我是反对的,如果把中国的传统诗词的基因、要素,一些好的东西融合到新诗当中,我认为是有生命力的。”
关于古诗格律,王玉明主张要严格遵守格律,他写的诗,出律的极少,但是新声韵和古声韵现在争论也很激烈,现在写古声韵的人多,新声韵的人少,他本人现在自发用新声韵,却并不排斥古声韵,遵循的也是包容的态度,在文化上坚持做到“包容、融合、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