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2015年03月09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张江 姚文放 刘成纪

　　中国人认为在一般的真善美之上尚有更高的审美层次，即至真、至善、至美，这种对于“至上之美”的追求成为历代文艺的最强音

　　中华美学精神主要包括国家理想的审美化、自然本质的生命化和审美人生的神圣化三个方面，分别赋予了中华美学精神以宽度、深度和高度

　　充分开掘中华美学精神中深具世界价值的维度，补救现代文化和先锋文化过于注重理性或过于注重非理性的偏差

　　美学精神的提炼主要由文人完成，作家艺术家要化无形为有形，将中华美学精神融入文艺创作的肌理之中

　　张江：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集体性的审美意识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精神，它引领和规约着中国人的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当代文艺要“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首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张扬至上之美

　　姚文放：中华美学精神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优质基因和卓越风范。中国人历来崇尚和谐之美、日新之美、充实之美、刚健之美、纯粹之美、自然之美、素朴之美、风骨之美、气韵之美、空灵之美、圆融之美等，可以说是众美归之，铸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巍峨丰碑。

　　中国人追求真善美，同时认为在一般的真善美之上尚有更高的审美层次，这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或大真、大善、大美，相近的说法还有盛德、至诚、尽美、至乐等，形成了“尽善尽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日新之谓盛德”等富有创意的命题，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也为通往美的至上境界铺设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如《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就是确立从“明明德”到“亲民”再到“止于至善”的目标，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台阶，最终到达至善、大美的光辉顶点。为了达到这一至上境界，我们的先人也提出了他们的方法论，如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提供了富于辩证性的运思方法。二程、朱熹的“理一分殊”“月印万川”之说，对于把握特殊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这些范式、逻辑和方法论，虽然与哲学、伦理、政治交融渗透，但因为得到审美活动的涵养和浸润，反过来也对美学有所发明、有所创获，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而上追求的重要支撑、充实和补益。中华美学精神的至上追求也是历朝历代文学艺术发出的最强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至善、盛德、大美已经融化在血脉里，积淀在基因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

　　凸显神圣价值

　　张江：中华美学精神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等审美创造活动中，更体现在国家理想追求、自然本质认知、人生境界把握等各个方面。换言之，小到个人修为，大到齐家治国，近至一草一木，远至星系宇宙，都被审美化了，都蕴含着中国人的美学思维、美学精神。

　　刘成纪：中华美学精神主要包括国家理想的审美化、自然本质的生命化和审美人生的神圣化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赋予了中华美学精神存在的宽度、深度和高度。

　　中华美学精神存在的宽度，主要指美的理想从艺术向政治、文化领域的广泛蔓延。西周以降，中国传统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国民教育则强调诗教、礼教和乐教。基于这种以文教立国的理念，中国历代思想者不以经济繁荣或军事强大作为生逢盛世的标志，而是以美为其定性。《礼记·少仪》描述了一个礼仪之邦所应具备的韵致和风范——“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这种审美化的国家理想，为政治实践提供了追慕的目标。

　　中华美学精神存在的深度，主要指中华美学对自然生命本质的发现和肯定。中国人的自然审美不止于山川草木的表象形式，而是深入把握其内在的生命意蕴。“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这种对自然妙意的真赏，使审美过程成为人与自然的深度沟通过程。同时，传统中国哲学认为万物皆有生命，这意味着生命构成了一切存在的共同本质。自然界中任何微末的个体，不仅因为包蕴生命而获得存在价值，而且因其内在本质的一致而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自然生命观深化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富有深度的理论根据。

　　在中国历史上，审美境界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对鬼神世界就开始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种对超验世界的理性态度，并没有妨碍中国人精神的上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术态度成为人生最具超越性的态度，宗教承诺的超验世界被给予了审美的把握。一些异域宗教传入中国，也被审美化，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宗教，如禅宗。于此，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具有神圣价值的精神。

　　坚守中华立场

　　张江：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文化独特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抛弃这种独特性，甚至妄自菲薄，唯人之美为美，以我之美为丑，中华文化只能湮没在多元文化的百舸争流之中。

　　牛宏宝：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文化上“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组成部分。“传承”是要接续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源远流长的丰厚脉络，“弘扬”是要在当今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性，充分发挥它贡献于人类的世界性价值，以打牢“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传承”与“弘扬”是任何文化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传承”并非为传承而传承，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弘扬”不能是无根基的弘扬，而是要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底。文化本身蕴含着“问道”的功能，即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辉煌开辟可能性道路。在今天，文化的这个使命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这种“问道”，既关注发展何种文化，也关注我们的民族共同体如何获得价值、如何在文化上安身立命，更关系从文化上为民族共同体应对世界变局提供战略思维、把民族共同体带向未来的辉煌。面向21世纪的中华文化，必然是能够把我们带向世界并且具有世界价值的文化，而不是局限于一隅的地方性文化。

　　中华艺术和美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不仅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也创造了具有世界价值的话语体系。因此，面向21世纪来“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第一要坚持以中华美学精神为主体，这个主体性的地位不能动摇；第二要充分开掘中华美学精神中深具世界价值的维度，如中华美学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对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追求等。这些重要的美学精神正可以补救现代文化和先锋文化过于注重理性或过于注重非理性的偏差。第三则要创造性地开辟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维度。

　　关键在于创新

　　张江：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最大的障碍在于时代发展所造成的语境断裂。今天，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人生的价值追求，对美的理解，都已发生改变。我们必须立足当代，在吸纳精髓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找到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下生活的对接通道。

　　高建平：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活性的、动态的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两大推手的作用，文学艺术存在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要适应当代生活的变化，秉持一个当代人的主体态度，对传统宝库中的宝贝进行选取、运用和发展创新。

　　在探讨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内涵的过程中，应努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离开文学艺术的实际，进行概念的字源式研究，只追根溯源，不看它实际具有的现实意义；二是用西方美学来机械套用，面对中西两种美学范畴时，脱离文艺的实际，抛开中西之间的千差万别而简单地画等号。在美学实践中，也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用某种怪异的外来观念和美学风格哗众取宠，以追求新闻上的轰动效应；二是离开审美实践本身，仅仅用其民族性来强证其正确性。

　　中华美学精神是充满着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着的精神，它应该与文学艺术实践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近些年来，我们在诗歌、小说、影视以至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都看到了传统趣味的回归和提炼的迹象。传统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绘画中的新水墨，音乐中的古典风格，都在当代生活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新的受众。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我们要用创新的精神去找回传统。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就是要将立足点放在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上来。

　　张江：在传统社会，美学精神的提炼和塑形主要由文人完成，诗文创作是重要载体。今天也仍然如此，作家艺术家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力量，他们化无形为有形，把中华美学精神融入文艺创作的肌理之中，通过线条的使用、画面的勾勒、镜头的处理、意境的营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