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人学思想发微
作者:范子烨
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探究就永远不会停止，而那经典的斯芬克斯之谜所隐含的意义也就历久弥新。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三首《形赠影》诗: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知兹！
天地和山川都是永恒的，草木也自有荣枯之理，而作为“最灵智”的智慧生物，人类居然连草木都不如，因为人类的生命个体太脆弱了。
《陶渊明集》卷五《感士不遇赋》: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
“斯人”就是指赋题所说的“士”，即现代人所谓知识分子(in－tel l ectual s)。在诗人看来，“士”的“独灵”之处在于“神智”与“三五”，即知识与美德的结合。“或击”一句是说独善其身，“或大”一句是说兼济天下，在文化昌明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总是非常宽广的，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其生命也永远都是丰盈、充实、自足、怡悦的(“靡潜”二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够思想，能够实现自己的文化创造。因此，他既不应万念俱灰，也不应踌躇满志，他的脚步应当是踏实的稳健的，他的心态也应当是积极的向上的。这就是“士”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做人的根基。因此，就本质而言，人是尊贵的，人性是崇高的。正如莎翁笔下的哈姆莱特所言，“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什么是“人”？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前179—前104)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人副天数第五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4页)而著名语言学家许慎(58—147)对“人”字的解释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1页)魏武帝曹操(155—220)则高唱:“天地间，人为贵。”(《曹操集》卷一《度关山》)东晋学者刘智(生卒年不详)说:“凡含天地之气而生者，人其最贵而有灵智者也。”(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九《论天》，《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85页)陶渊明(365—427)也骄傲地宣称: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陶渊明集》卷八《自祭文》)
陶渊明的人学思想与前人的这些思想成果当然是分不开的(《形赠影》“谓人最灵智”一句诗就源自上引刘智《论天》一文)，但是，他一方面肯定了人的高贵，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人的脆弱，则是对汉晋以来人学思潮的新发展。其实，陶渊明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这种深刻反思，不仅源于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更源于其对世界对生活对人生的诗性感悟，故具有极其广泛的世界意义，而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Bl ai se Pascal ，1623—1662)的观点正可与之相互印证:“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生命是脆弱易逝的……在地狱与天堂之间，只有生命存在着。生命是世上最脆弱的东西。”(帕斯卡尔《思想录》，张志强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人比动物伟大是因为人有思想。人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渺小种类，生命是那么脆弱，空气和水都足以置人于死地。但人是一种能思想的动物，即使毁灭了，也仍然比置他于死地的动物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知道自然对他的影响，而大自然对此却一无所知。因而，人类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在尽力追求自己的尊严，但绝不是求助于空间和时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和准则。在物质上我占有土地和空间，宇宙便包容了我，我乃是宇宙的一分子。但由于思想的无限，我能理解全宇宙。”(同上，第74—75页)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的伟大与崇高在于人具有思想和思想的能力，但就物质性的生命实体而言，人却是非常脆弱也非常渺小的。所以，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说:“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陶渊明集》卷八)也就是说，会思考的芦苇也终究是要折断的——因为任何生命个体都摆脱不了终结的命运，无论是长寿的彭祖，还是短命的殇子，无论是不知晦朔的朝菌，还是以八千岁为春秋的大椿，最后的归宿都是一样的，这是自然的规律。
但是，唯有思想才能超越生命的藩篱，唯有道德才能使人类绵延不绝，人类的生活由此而逐渐趋向理想的澄明之境。因此，伟大的思想者以及作为其思想成果的精神存在总是永恒的。陶渊明和帕斯卡尔都早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作品还在流传，他们的思想和道德还在闪光，这就是人的意义之所在。如果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就必须努力阐扬、发展具有永恒意义的谋道之学，就必须尽量鄙弃、疏离那些世俗的昙花一现的谋食之学。可惜的是，在我们今日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中，以学谋道、以学证道、学道合一的人实在太少了，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我们几乎随处都能看到一簇簇丛生的没有思想的芦苇在随风摇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Gottl i ebFi chte，1762－1814)说，“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日益自我完善”(梁志学选编《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5页)，只有履行这种使命的人，其生命才具有永恒的价值；而“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过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同上，第131页)，则是学者的使命，只有履行这种使命的学者，他的思想成果才能熠熠生辉，垂范后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