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走进你的心灵

作者：丁 燕

2013年05月01日 来源：人民日报 

　　从哈密至吐鲁番的东疆公路边，突然挺立出个黄泥土屋：屋顶平坦，乱丢着些轮胎，院墙的一角，伸出根木杆，顶部挂着个软塌塌的轮胎。那土坯屋孤零零出现在灰黄戈壁，墙上没刷白灰，裸着原色，能看到墙泥里掺杂着金色麦草。

　　没有招牌——这个修理店无需任何文字——只有，那高高举起的轮胎！

　　这几乎是西北和西北人的隐喻——遥远、孤绝、悲凉，不为多数人所知……戈壁驱赶走城市的一切，同时也驱赶走村庄、院落和牲畜，只袒露无助和荒凉。然而，在如此渺无人烟的地方，新疆人却为自己开辟出一个自得其乐的精神乐园——那轮胎，虽空无一词，但却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它有比说话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它的沉默里，蕴藏着真正的豁达与强悍。

　　而在东莞，车窗外涌现的不是风景，是词语。一个接一个的广告词，硕大、粗暴。我的眼睛几乎承受不了那密集如鱼汛的词语。窗外闪出一幢幢农民房，极不规则，拱形阳台上可见残存字迹：“××玻璃”、“××电器”。侧旁楼上，扯着横幅：“××电子厂大量招收男女作业员、QC”。大量的英文缩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南方生活中，预示着跨国资本大摇大摆进入中国。无论是IC、LED，还是ISO，没有人耐心地给出它们的全称，但在电子厂，女工们说出它们，像说出“水桶”或“米饭”。

　　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四处高悬，成为眼睛每天必要领受的酷刑。我要向谁申诉——我受到了最粗暴的伤害！最毫无道理的侵犯！现在，车厢内、车厢外，到处都充斥着这些“词语怪物”。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但并非没有不安。我想起另一些词：由简单笔画构成，读音平和，却暗潜着颜色、气味、形体和密度，形成某种“词语魔圈”。这些词沉静、明晰、安宁，不会让读者感觉害怕、恐慌和卑微，它们就等在那里，等着读者将它们认领到自己心尖。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是在汉代。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岭南，无论在电视、电影、报纸或图书里，当“西域”一词弹跳而出，我便体会到某种矛盾交织的感觉：既如亲人相拥，又心如刀绞。古时的“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我曾经的居住地。在那里，很多地名都意蕴深长。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沙漠，皆是维吾尔语；而博尔塔拉、巴音郭楞则是蒙古语。喀什噶尔的意思是“多颜色的砖房”；阿克苏是“白水河”；克孜勒苏是“红水河”；很多县城的名称——焉耆、轮台、若羌、且末、尉犁、疏勒、莎车、温宿、皮山……皆沿用汉代“城郭诸国”的国名；而从一碗泉、三间房、四棵树等地名可看出，这里极度缺水。新疆维吾尔族女孩的名字喜用“古丽”（花）：阿娜尔古丽是石榴花，塔吉古丽是鸡冠花，齐曼古丽是红莓花，热依罕古丽是罗勒花；而男人的名字则充满寓意：吐尔洪是永生，艾山江是潇洒，包达克是胖子，迪里夏提是快乐，木拉提是希望。

　　在东莞公交车聆听妇女闲聊，感觉那根本不是汉语，而是只属于某个村庄的特殊用语——外人被严格规避出来，像面对带铁丝网的高墙，根本无法进入。白话、客家话、潮汕话、闽南话……这些语言貌似融通，却和普通话的发音大相径庭。它们有特殊的发音方式和组词方式。我对这些语调生出的陌生感，远甚于我对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陌生。我完全流溢于“南方词典”之外，变成个可怜的哑巴。我的生存世界不再坚固和安全，曾经不可摇撼的脚下大地，倏然间，被“液态化”了——所有的词语都发生了异变，没有任何道理，只劈头盖脸砸下来，像冰雹。“词语冰雹”直接引发了心理地层的错位：世界变得不再清晰，而恍恍惚惚、犹犹豫豫。“词语冰雹”虽然没有给人带来肉体和财产的损失，但是，却对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大部分人中的“少数”。

　　自从我发现自己变成“少数”后，陡然间，体验到了在乌鲁木齐没有体察到的疼痛、恐慌。我的“双重眼界”，是抵达东莞后才出现的：我观察着南方的每一个细节，所看到的，却是北方那张遥远的地图。某些模糊了的北方细节，慢慢地被凸显出来。

　　公交车的窗外倏然闪过清真寺，我几乎不相信眼睛：在西域大地比比皆是的新月，真的挺立于海边天空！那一刻，直觉告诉我：清真寺曾像常春藤，缠绕过我的青春；甚而，《古兰经》的某些教义，也助我建立起心灵世界的平衡。我曾写下一百多首关于葡萄的诗，而“葡萄架下的欢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认定的“天堂生活的缩影”。抽离开新疆大地，删除掉新疆植物，忽略了新疆戈壁的孤寂，文学意义上的“我”，便不成立。

　　在新疆北部的托里县，我见到了他：一位面色黧黑的哈萨克族作家。白衬衫、金戒指、灰短发。他的小院铺着水泥板，留出片空地种着西红柿，果园里栽着李树，杂草中探出菊花。推门进屋，房间格外干净，简直——是我到达这个县城后，最干净的人家！沙发一尘不染，窗台没有多余杂物，地板整洁，茶几优雅。这种肃静，既不同于毡房，也不同于楼房。

　　如此简洁，几乎像看到了主人的灵魂。

　　他的书房是间玲珑小屋，靠墙是个小书柜，仅有二三十本书；窄短书桌上，放着沓稿纸，笔筒里插着三支笔。他就在那里写作。一抬头，便能看到窗外果园。他拿出本杂志，上面有他的照片和诗歌。同来的翻译解释说，那诗歌叫《馕和母亲》，说过去年代，儿子被抓进监狱，母亲去送饭，在馕里藏了把刀，儿子发现后，用刀子把绳索割断，跑了出来；而他的小说，写的是社会的不良风气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我凝望着他，渴望深入他的内心，去探究那片陌生的领域。我相信他写的母亲，是全人类母亲的综合体；我相信他所描绘的人情冷暖，街巷烟尘，并不那么复杂。然而，我却无力阅读他的作品：他用母语——哈萨克语——写作。在新疆，这样的作家为数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不为我（或如我这般的读者）所知。于是，离别时的某一刻，这所洁净的屋子，连同它的果园和书房，都被一种暗色调所笼罩。某种悲伤像花香，隐隐弥漫在空中。我想到我的作品，也许也不能为另一些渴望探究心灵的读者所阅读。

　　而下一刻，他站在木板门前，向我挥手道别，眼神里射出温暖的光芒，让我感觉他像我失散多年的亲人。没有一个词——出现在我们之间。也许边界，并非是那个更强大的东西，让人们分离得更远，有时，真正的边界，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如果我试图向前迈出一步，我已走入了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