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比回忆更重要

作者：肖复兴

2015年06月30日  来源：人民日报　

　　40多年前，我曾读到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篇小说《雨蒙蒙的黎明》。这部写于1945年的作品讲述了战争刚结束时，从战地医院伤愈出院的一位军人在回乡路上看望仍在医院疗伤的战友妻子的故事。在那个雨蒙蒙的黎明，这一对素不相识却因战争碰撞在一起的男女产生的对家园、对宁静生活向往的微妙情感，被书写得忧郁又动人。这篇小说与当时我所读到的其他战争文学作品内容与写法都不同，我第一次意识到战争文学也可以这样写，不见得是剑拔弩张的一花独放。

　　后来，苏联出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等作品，将战争文学引向人性更深处。但是，这些还不是我渴望读到的战争文学。一直等到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和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出现，才让我眼前一亮。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德国人，对于战争有着切肤之痛，这种痛如同格拉斯在《剥洋葱》中所说：“千言万语回避的言语。思想的碎片。让你隐隐作痛的事，依然隐隐作痛。”这两部作品，不仅走人性旧路，更辟反思新径，让隐隐作痛都浮出水面，让思想的碎片都连缀成篇。

　　《剥洋葱》触动的这种切肤之痛，是格拉斯自己17岁时参加党卫军的历史。简单地承认历史只是签字画押一般，而融入思考承担起责任毕竟是不一样的。格拉斯面对的是德国的历史和他自己的内心。面对那场曾经把我们各自民族都推向灾难边缘的历史，记忆在经受着灵魂的矛盾和考验，理解与谴责，遗忘与铭记，忏悔和推诿，这些并不仅仅属于格拉斯。就像施暴者不仅存在于那个法西斯横行的时代，进入新时代，他们仍如幽灵般隐匿在大众中。于是，宽容成为遗忘的最好替身，法不责众和墙倒众人推成为解脱罪责最为便当的掩体，过于强调一切向前看，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和淡漠了回头审视，尤其是对自身的审视。

　　和《剥洋葱》不同的是，《朗读者》触动的这种切肤之痛不仅是个体，更是这个民族该如何面对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15岁的米夏和36岁的汉娜，在一次街头偶遇后，女人对自身文盲和集中营看守历史的双重隐瞒，对学习教育几乎疯狂的重视和偏执，维系了男孩对她的迷恋。他每一次的高声朗读，不仅变成了小说的标题，也变成了他们之间相处的一种契约或是默契。直到多年以后在法庭上，她出现了，站在历史黑暗的另一边，承担着战后人们对罪恶的指责。

　　如果她是过去的凶手，米夏该怎么办？小说以它清冷而锐利的锋芒，刺向了每一个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读者：毕竟历史尚未走远，罪恶也并不那么遥远。后战争历史中的一代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对经历过那段沉重历史的父辈母辈的爱呢？这种对于战争的反思，已经超越了某场战争，而是将已经逝去的历史之水，重新拉回并流淌进今日之河。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并和我们今天密切相关。我们谁也不可能置之度外，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情，去玩笑战争，涂抹历史。

　　在这样两部个体与民族互为表里与镜像的作品中，关于战争的回忆与反思，已经远不止战争中人性的泯灭与坚韧、罪恶的生成与蔓延、灾难的深重与抗争等司空见惯的层面，它涉及一个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塑造以及对于战争的认知与解剖等深刻问题。这就需要作家自身的思想足够尖锐锋利，不只会在战场上刀光剑影，而能够在心灵上刺刀见血。如同《朗读者》里，作者不仅将战时的汉娜，同时也将战后的米夏置于审判席上，就像米夏自己说的“全都捆绑在一起出庭”。米夏内心的折磨，比战时当过法西斯的汉娜更为痛苦。他在一次次循环往复地拷问历史和心灵，那就是上下两代人对历史罪恶的理解与谴责、对残酷记忆的遗忘和铭记的矛盾。那种沉思与内省的笔触，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也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

　　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似乎是司空见惯的。在一个把过去并不长久的历史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彻底泛娱乐化的文化背景中，如格拉斯一样，哪怕是在78岁垂垂老矣的时候还能够撕下假面、唤回记忆，并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在于回忆的质地，而不是以回忆的形式粉饰自己、歌颂战争。

　　在《剥洋葱》的第一章“层层叠叠洋葱皮”里，格拉斯直言：“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然后，他以剥洋葱作为比喻，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告诉我们，直面真实而真诚的回忆，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第一层洋葱皮是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响。下面一层刚剥开，便露出湿漉漉的第三层，接着就是第四层第五层在窃窃私语，等待上场。每一层洋葱皮都出汗似的渗出长期回避的词语，外加花里胡哨的字符，似乎是一个故作神秘的人从儿时起，洋葱从发芽时起，就想要把自己编成密码。”

　　唤回记忆的目的，是破译曾经隐秘于历史和心灵的这些密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正视和负责，因为那曾经是我们共同的一段历史。有勇气担当起这份责任，才有可能对付已经磨出老茧的司空见惯的遗忘，因为责任的前提就是拒绝遗忘，回忆的本质则是思想。而这种思想，重要的就是对于那场战争的反思。在这里，反思比单纯的回忆更重要。

　　如今，我们的不少文学作品已经如同一张油饼，被电视剧和时尚双面煎烤得过分光滑油亮、香酥可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年，我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少，但是和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重新论说《剥洋葱》和《朗读者》，是期待着我们自己也拥有这样不仅有能力回忆而且有能力反思的作家与作品的涌现。《朗读者》中演绎的，不仅是一个关于战争回忆的故事，更是战后新一代人成长的寓言。在这里，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是，汉娜是作为米夏的上一辈出现的，他们之间的情爱，不过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爱的一种极端的象征，作品所要呈现的是一个被历史隔开的两代人间朗读与倾听、诉说与沉默、罪恶与遗忘、逃避与短兵相接、激情与蓦然惊醒的思考，而不是回避或视而不见那种集体记忆留给我们今天的影子，这正是我们的战争文学作品中稀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