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从《平凡的世界》谈起

作者：李云雷

2015年06月05日  来源：人民日报　

　　前不久，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引起了关于路遥和现实主义的广泛讨论。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1988年完成，但这部现实主义鸿篇巨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文艺思潮风云变幻的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先锋派等文艺思潮风头正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规范，在这一审美规范的视野中，“现实主义”是一种陈旧、落后、保守的写作方式，而只有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的探索，才是“创新”。面对以现代主义为新时尚的文学界，路遥却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因而《平凡的世界》遭到的冷遇可想而知。

　　《平凡的世界》虽然受到主流文学界与评论界的忽视，但却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几项读者调查显示，《平凡的世界》是“当代大学生最喜欢的文学作品”“20年内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等等。最近，《平凡的世界》“专家冷、读者热”的奇特接受现象，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与反思，不少学者与评论家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与思想价值。在我看来，重新认识路遥与《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人民文学”传统，重新思考现实主义的精神，重新思考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评价体系。

　　路遥在他的小说与随笔中，多次表达了对柳青的尊重。柳青不仅以《创业史》等经典作品著称于世，而且他长年扎根在长安县皇甫村的经历，也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等问题上，对路遥这一代作家，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柳青对路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扎根生活与人民，在对生活的长期观察与思考中构思与创作自己的作品；以典型人物与典型的社会关系为核心，敏感地捕捉一个时代及其精神的变化，并以史诗的格局呈现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锲而不舍的文学追求，以及勇攀高峰的执著精神，柳青在病榻上仍在修改《创业史》第二卷，而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也几乎累垮了身体。柳青只是“人民文学”传统的一个突出代表，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在上世纪50年代也都回到故乡，寻找一块根据地，长期深入地体验生活，在与普通民众的接触了解和共同生活中，才创作出了《三里湾》《山乡巨变》等经典作品。

　　以“现实主义”精神

　　讲述中国故事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可以说是“人民文学”传统的胜利，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现实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现实主义不是简单的写实，在现实主义背后有一整套现代性的思想与世界观，以及科学的认识论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要写生活中的人物、故事与细节，但更重要的，是要写出作者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优秀的作家，总是能将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融到作品之中，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生活世界，也是作家对生活的不同理解与思考，在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就是作家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这种求真，既包括作家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描摹，也包括作家对时代与世界的整体认识与判断。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对时代做出清醒而深刻的分析，因为这超出了个人经验的范畴，需要思想的穿透力与理论的抽象能力，以及整体性的艺术提炼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并不只是与现实相关，也与历史和未来相关，与我们对世界的整体理解相关。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围绕现实主义曾产生过无数争论，如果粗略地概括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在20—40年代，现实主义在与其他艺术流派的论争与竞争中，逐渐成为文学界的主流；在50—70年代，主要是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新时期以后，在现代主义诸种思潮的冲击下，现实主义逐渐被边缘化。应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僵化，是新时期现代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但在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在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之后，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与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现代主义主要是以抽象的方式表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绝望、颓废与挣扎，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以一种建构的、乐观的方式，描绘当代生活，勾画理想的未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主流文学界简单地抛弃现实主义，热情拥抱现代主义，虽然有可以理解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与情绪，缺乏理论上的分析与辨别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认识《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反而是秦兆阳、朱寨等老一代理论家对之做出了高度的评价，现在看来，秦兆阳等人的分析与判断无疑更具说服力。

　　相对于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我更愿意谈论“清醒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更注重作家的生命体验，也更尊重作家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我们也希望作家不要囿于个人的日常生活，而以现实主义精神深入生活，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讲述“中国故事”。

　　以“浪漫主义”情怀

　　创造艺术世界

　　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排斥浪漫主义情怀，在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内部，就包含着对作家主体性的尊重，包含着对未来的想象与召唤，包含着虚构与幻想的空间。如果我们不在所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进化链条上理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而将之作为把握世界的不同艺术方式，那么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结合便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说现实主义更注重客体与客观性，以科学的方法与精神追求真实，那么浪漫主义则更注重主体与主体性，强调以作家的思想、精神与情怀观照这个世界，从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作家的才情与想象力。只有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才能在主客体的融合中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在《平凡的世界》中，既有现实主义精神，也有浪漫主义情怀。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翻阅了10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多种地方报纸，并亲自到煤矿等地体验生活，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但在小说中，也处处充溢着浪漫主义情怀，小说中对孙少平、孙少安在艰难生活中执著奋斗精神的描绘，对孙少安与田润叶、孙少平与田晓霞浪漫爱情的描述，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不过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评论者认为，一个农家子弟与县领导干部女儿的爱情不真实，但在小说所讲述的1975—1985年间，我国的贫富与阶层分化并不巨大，这样的故事还是可信的，并能让人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美感，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则折射出了当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这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正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产物，也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只有像路遥那样，才能与时代与民众保持血肉般的联系，才能创作出新时代的经典作品。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