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古老而年轻的胡同里

作者：王彬

2015年07月24日 来源：光明日报　　

　　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重要元素，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

　　由于北京历史悠久，在胡同里，往往分布着众多的历史遗迹。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肌理，而且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胡同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无论怎样的呵护都不为过，因为这是每一位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是律动的北京的生命之源。

　　一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这是三千多年以前的诗句，题目是《大田》，收录在《诗经》“小雅”中。这四句诗，前两句描写云和雨的形态：云，蓬勃浓郁；雨，充沛丰盛。后两句则是农夫对雨的期盼，希望这雨首先落在“公田”内，之后通过“遂”（田里挖掘出的小沟渠），流到自己的“私”田里。“公田”是什么意思，农夫为什么希望雨要首先落到公田，而不是自己的“私”田呢？

　　这就涉及到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了。根据《孟子》一书记载，滕国的君主滕文公，有一次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之策，孟子向他谈了自己的理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说，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有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属于领主所有，其余八份则是领主分配给农民的，称“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形状。

　　这种把土地规划为九等分的制度，反映在疆域上，便是天下分为九州；反映于城市建设，则是“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国”，指周天子王城，相当于今之首都。天子居一份，称宫城，位于王城中央。庶民、官员的住宅与市场用地居八份，围绕在宫城周围。元大都与明清北京便是这个思想的产物。

　　即使到了今天，在二环路以内，北京依然保存了历史格局——紫禁城居中，周围是百姓居住的区域，只是道路拓宽，城垣拆掉修筑环路，仍然保持了井田制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二

　　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周天子居住的城市是方形的，四面是城垣，每面开辟三座城门。南与北的城门相对，东与西的城门也是相对的。城门下面是干道，这样南北与东西便各有三条干道。每条干道上可以并排行走九辆战车。周天子居住的宫城外面是百姓居住的“里”，里的中间置“社”，祭祀土地。“社”的周围是住宅，住宅之间的道路称“巷”。《诗经》中有一首题曰“叔于田”的诗歌，颂扬一位叫“叔”的青年猎人的豪迈与英武：

　　叔于田，

　　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为什么无人？因为，巷里的居民都到郊野看漂亮的“叔”打猎去了。两千多年以前，“巷”已经出现了。

　　巷，通过次干道与干道相接，成为城市道路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城市中的干道，巷，属于微型道路，其宽度，专家考证只能并排行走二至三辆战车。巷之外，还有更窄的道路——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巷侧筑宅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不仅成为富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素材。唐建中年间，少年白居易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顾况见白居易如此年轻，便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见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立即改口：“有此句，长安居亦容易，老夫前言戏之尔。”话虽如此，年轻的白居易委实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只能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他在一首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残夏的风雨把槐花催落，车马无踪，没有车轮碾压诗人的梦境，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后来，又迁居到昭国里，由于官俸微薄，只能购买曲附近的住宅，周围的环境也是“槐花满田地”，车马稀疏。对此，白居易宽慰自己是“务嫌坊曲远，近则多牵役”，居住偏远可以免去许多俗务的干扰，因此偏僻也有它的好处罢！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三

　　从元大都算起，胡同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张生煮海》的杂剧，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说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带着书童，从广东的潮州到大都赶考。这个年轻人，姓张名羽，表字伯腾。“生”，是年轻的意思，姓张，又是年轻人，于是在题目中简称张生。东海龙王的第三个女儿琼莲，厌倦了海里冷清的生活，渴望人间繁华，带着丫鬟，也来到大都。张生借宿在石佛寺（位于今天的辟才胡同），晚间焚香弹琴，吟诗自娱。诗曰：

　　流水高山调不徙，钟期一去赏音孤。

　　今宵灯下弹三弄，可使游鱼出听无？

　　龙女闻琴而至见到张生，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张生很想知道龙女住在什么地方，以便再次相见，但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询问，便让书童问。由于身份悬殊，书童不可以直接问龙女，只能去问她的丫鬟。丫鬟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是元大都时期的北京话，翻译成现代的北京话是：“嘿，你去西四路口砖塔胡同派出所来找我。”“兀那”的“兀”，是发语词，无确定含义。“那”，是指定代词。两个字合在一起，仍然是作为一种指定代词；“羊市”，即阜成门内大街的东段（西四路口以西，赵登禹路以东），原称羊市大街。“角头”，是路口的意思。用今天的表述，“羊市角头”便是指西四路口；“砖塔儿胡同”中的“儿”字是名词后缀，是北京人的一种发音习惯，去掉“儿”，即砖塔胡同，位于今之西四路口西南；那么，总铺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时代，坊巷之内设有军巡铺，每个军巡铺内有三五个士兵，用来防火防盗。若干个军巡铺之上设总铺，领导军巡铺进行活动。

　　对于书童的询问，龙女的丫鬟答复得很明确。至于为什么要书童到“总铺”门前寻找她，丫鬟没有解释。难道她们住在“总铺”里面吗？当然不会。这当然是一种嘲谑与调侃。但是，无论怎样，由于丫鬟的精确指点，使得张生能够再次与龙女相见，从而演绎出一段美满的姻缘。

　　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在元代杂剧中，属于上乘之作，被收录到臧懋循的《元曲选》中，是了解当时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读本而早有定评。

　　那么，从北京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胡同是什么？

　　胡同是道路的一种特殊形态。

　　关于大都的道路，元人熊梦祥在他所著《析津志》“街制”中有这样的记述：

　　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火巷，是为了防火而在房屋之间开辟的狭长形状的空地。这是一个颇为古老的词汇，《宋史》中讲述一个叫赵善俊的官员到鄂州做太守，莅任的那天，恰好城里燃起大火，为了避免再度发生这样的灾难，赵善俊“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火巷后来成为街巷的代称。

　　衖通，熊梦祥说，“本方言”，是哪里的方言呢？熊梦祥没有解释。

　　按照通常的解释，“衖”，同“巷”，是指里中的道路。唐代诗人李贺在《绿章封事》中有这样两句诗：“金家香巷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通”，有到达、通畅之意，在这里与“衖”相连，其意思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下一个朝代，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有一个叫张爵的人，刻印了一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张爵做过锦衣卫高官，有条件接触北京的地名档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在他这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衖通”写为“衚衕”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臧懋循编辑刻印的《元曲选》中，“衚衕”作为一个特定名称，大量出现在元人的杂剧里。关汉卿的《单刀赴会》：“直杀出一个血衚衕。”一位佚名作者在《孟母三移》中设计了这样一句对白：“辞别了老母，俺串衚衕去来。”“串衚衕”这个特定语汇，北京人今天还在使用，既古老又新鲜，洋溢着夭矫的文化姿态。

　　崇祯初年，一位叫释新仁的僧人根据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刊本重刻了一部叫《四声篇海》的辞书，其中收有“衚衕”一词，指出：“衚衕，街也。”又说：“上胡下同，今呼通街衚衕。今增。”对于“衚衕”这个称呼，释新仁特意标明“今增”，说明衚衕在当时还是新词。但是，为什么称为衚衕，释新仁没有解释，而曾经做过宛平县令的沈榜在《宛署杂记》中的解释是：“衚衕本元人语”，又说：“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然二字皆从行，殆我朝龙兴，胡人北徙，同于荒服，亦其谶云。”认为衚衕是取自“胡人大同”而且迁回到北方的意思，这样解释是牵强的。

　　今人考证，“衚”字晚出，衕字则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之前便已经出现。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衕”的解释是：“通街也，从行，同声。”宋人楼钥《小溪道中》：“后衕环村尽遡游，凤山寺下换轻舟”，把衕这个字写入诗中。

　　把衚与衕联系在一起，组合为一个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大规模出现则是在明朝中期以后。衚衕，后来被简化，写作胡同。

　　胡同一词在蒙古语里是水井之意，是汉语对蒙古语水井的译音。生存离不开水，有聚落的地方必然有水井，围绕水井逐渐形成居住的街巷。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无论是明，还是清关于北京地名的著作，往往在街巷之下注出水井，“井一”“井二”之类，说明水井与街巷的密切关系。

　　在上面的引文中，熊梦祥记录大都有384火巷，29条衖通，也就是29条胡同。火巷与胡同，二者是什么关系，熊梦祥没有解释。从数量上看，火巷远远多于衖通，大约是它的13倍。究竟何者是火巷，何者是胡同，熊梦祥也没有解释。我们只能从行文的次序判断，火巷的等级高于胡同。而29条胡同，具体而言，包括哪些胡同？可惜，由于史料缺乏，绝大多数不见记载，只有砖塔胡同，不仅有名称，而且有实体保存下来，这是北京最早的胡同，是胡同之根。

　　四

　　明以后，胡同作为北京道路的特殊名称大量出现，并且成为主要称谓。胡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根据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的统计，当时北京有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清代末年，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有2211条街巷，1121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0﹪。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约有3216条街巷，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20世纪80年代，据统计，当时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城区，有2352条街巷，1204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1﹪。街巷数量减少，但胡同的数量却增加了。原因是，1965年北京市政府整顿地名，把许多标志性的地名规范化，在词尾缀以“胡同”二字。90年代以来，随着危改提速，北京的胡同急剧消泯，从而引起了专家与百姓的忧虑。

　　为什么要忧虑？其道理既复杂又简单。

　　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里，有一段文字介绍大都的道路有四种状态。即：大街、小街、火巷与胡同。其中大街二十四步阔，约折合今之37.2米；小街十二步阔，约折合18.48米。那么，火巷与胡同呢？熊梦祥没有解说。20世纪60年代，文物工作队在和平里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道路的宽度大约是9.24米，相当元人的六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胡同的宽度。我认为不是，这应该是火巷的宽度，而胡同应该窄于这个尺度，或者是三步，约当今之4.62米。砖塔胡同均宽四米，便应该是元代胡同宽度的遗存。

　　那么，什么是胡同？或者说，胡同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其一，北京的胡同大部分是笔直、平坦的。而且，绝大多数采取东西走向。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是胡同的走向决定住宅朝向。东西走向的胡同，决定了四合院可以采取坐北朝南的位置。北京是大陆性气候，坐北朝南的住宅易于采暖通风。

　　其二，胡同是一种狭长形态，长度远远超过宽度。以明代遗留下来的胡同，东四头条到九条（明代叫头条胡同、九条胡同）为例，其中，头条长193米，宽5米；二条长386米，宽9米；三条长722米，宽8米；四条长726米，宽7米；五条长781米，宽7米；六条长715米，宽9米；七条长724米，宽9米，八条长717米，宽8米；九条长718米，宽7米。头条与二条由于后世的影响，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省略不计。剩余的七条，总长5103米，总宽64米，长与宽的平均比例是1.07﹪左右。

　　东四一带的胡同在众多胡同里是宽阔的，在北京，一般的胡同宽度保持在6米至3米之间，相对于内城，外城的胡同更窄，与内城同等长度的胡同相比，长宽比自然更为悬殊。

　　其三，胡同两侧基本是单层建筑物。明清以后，基本是四合院。街道的立面高度一般在3米左右（临街地平至建筑檐下），胡同的宽度一般在3米到6米之间，如果是6米，二者之间的比例是2/1，如果是3米，二者的比例是1/1。

　　在外城的商业区，由于级差地租的缘故，两侧的商业性建筑往往采取传统的两层木构架的形式，其檐口高度一般在6米左右，如果胡同的宽度以6米计算，那么高与宽的比例是1/1，如果胡同的宽度是3米，那么，二者的比例是1/2。

　　根据美学原理，当道路的空间尺度，高宽之比，如果在1/1至2/1时，道路的空间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行人在道路的一侧，他的视野可以覆盖对面建筑物的全部，并会产生适当的围合感。北京大多数胡同，给人以亲切感的原因就在这里。

　　其四，由于北京历史悠久，在道路上，往往分布着众多的历史遗迹。这样的道路不仅是城市的肌理，而且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在北京，这样的道路往往称为胡同。

　　这种根据城市功能安排街道布局是十分科学的。我们很难想象，一座城市所有的街道都是一个尺度，很难说，居住在城市干道两侧是优美适宜的，人类的居住要求安详、静谧，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如果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那么胡同则是中国传统居住环境的代表，可惜我们认识不够，而更多的只是从交通的角度考虑，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种功能了。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重要元素，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美好的胡同应该是一种“半私秘”状态，人类的居住，按照古人的理想是“居之安”，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理想形态。然而，随着北京人口的急剧增加，胡同这种“半私密”的功能正在逐渐减退，慢慢转化为“准公共场所”了，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忧心的现象。

　　胡同是古老的，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相对巷，胡同又是年轻的，无论怎样的呵护都不为过，因为这是每一位北京人的城市记忆，生活中散射出来的各种光芒都要在这里聚集。胡同是律动的北京的生命之源。

　　（作者王彬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