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见证
作者:鲍红志
1.初顾银川，并无极目无垠的旷野，更无从觅得边塞诗人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横亘眼前的却是连绵起伏的贺兰山。贺兰山南北长220公里，东西宽20至40公里，海拔3000多米。
贺兰山在中国的“三山五岳”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也无名胜取宠于世，但因南宋名将岳飞一首《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而闻名天下。
贺兰山是季风和非季风的分界线。有它镇守，鄂尔多斯大漠的风沙就无法飞抵、吞噬银川的良田、湿地。放眼银川，一马平川的黄河冲积平原，有耕地128.8万公顷，有待开发的宜农荒地66万公顷，荒水面积5.6万公顷，草场300万公顷。如借“湖广熟，天下足”于此，银川无疑是中国西北的粮仓。
与贺兰山遥望的，还有三倍于杭州西湖的沙湖。湖区既有碧水、静荷、翠苇，与沙丘、祥驼、闲马相映成趣，又有飞鸟、翔鱼追逐嬉戏。“江南水乡”和“大漠风光”的绮丽美景，浑然成别样的“塞上江南”。
绿荫掩映银川版图，尽遣肥水滋润塞上沃野，不单是地貌、资源的先决，更有赖于贺兰山屏障的呵护。西望楼兰古丝绸之路，不也曾经水源充足，树木茂繁？但既无遮拦防护，又失自我修复，怎抵沙漠的蚕食、鲸吞。最终，水源枯竭，林木凋敝，生命殆尽，丝绸之路只能是一条果腹于沙漠的死亡之路。贺兰山无疑是“塞上江南”的守护神、见证人。难怪“塞上江南”要将自己的锦簇花团别在贺兰山的胸前。
2.久注贺兰山，岳飞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即刻萦回脑际。词中跃示出岳家军金戈铁马、决胜千里、抗金御倭、精忠报国的画卷，是何等的波澜壮阔，气吞山河！每每读来，都有一种“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的感动。
然而，历史往往不忍细看。公元1142年的贺兰山，安在西夏国的境内，而当时的西夏与南宋并无战事，岳飞欲取的“龙庭”，远在今天的吉林，似有南辕北辙的尴尬。显然，贺兰山并没有岳元帅抗金的足迹。难怪有人质疑，《满江红》非岳飞所作。亦有人推断，“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只是岳飞饮恨心中的“国殇”情结，至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只是岳飞力图实现军事抱负的“借用”罢了。因为，贺兰山史上毕竟一度阻挡过匈奴、鲜卑族南下的步伐。
岳飞的不幸，如从自身层面上检讨，恐有三点可究。一是作为臣子干预皇室，犯了大忌。他居然愚劝赵构，“立太子，高宗不悦”。二是不谙世事地提出“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政治口号，让高宗寝食不安。南宋即便沦丧半壁河山，偏安一隅，但无碍皇帝歌舞升平，寻欢作乐。倘若，岳元帅果真捣毁“黄龙”，迎回北宋“大圣”，那由谁来座主大宋的江山呢？岳飞难免要遭来杀身之祸。三是岳飞拥兵自重、功高震主。当时，岳家军辖12军，有48将编制，10万兵马，统领军队占朝廷兵力的四分之三。且挟郾城、颖昌大捷之勇，不听朝廷招呼，极力主战，不肯议和，招致朝廷恐慌。怒使朝廷以12道金牌，将其“双规”，最后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风波亭。前台操刀的固然是奸臣秦侩，而幕后元凶却是昏君宋高宗赵构！
倘若岳飞有后人曾国藩的聪明，岳家军非“兵”而“勇”，非“军队”，而“团练”，一支完全非正规的武装，不引朝廷忌惮。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放弃有悖皇愿的政治口号，当声威浩荡之后、兵强马壮之时，交出兵符，自我削藩，并明为修书家人，暗中递话朝廷，心无叵测，昭然若揭。自免遭杀身之祸，或许还高官厚禄，善其一生。不过，人们更愿意接受岳飞的慷慨赴死，因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强大是需要英雄的。
无论历史如何纠结，都不影响贺兰山借作历史的见证，缅怀英烈，激励后人。
3.如果说，贺兰山因岳飞而名扬，是源于文学的浪漫，那么，贺兰山见证西夏王朝的兴亡，却是历史的真实。
贺兰山东麓，方圆53平方公里，西夏王朝9座帝陵布列有序，253座陪葬墓星罗棋布，它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国王陵之一。
西下的夕阳，跨着贺兰山的脊梁，把自己的血色洒满整个王陵。徜徉在陵区园中，犹如置身于当年西夏王朝覆灭的火海。一个个凋残、风化的沙石王陵由远及近，俯手拨开戈壁的尘埃，一个庞大的王朝，竟然静谧地横卧于此。
发古人之忧思，不禁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凰龙阁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始建于公元11世纪，自1038年，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称帝建国，于1227年被蒙古军所灭，史存189年。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抵萧关，北控大漠，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地阔达83万平方公里。西夏王朝前期与北宋、辽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南宋、金国鼎足而立，可谓“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两百年”。
“往事越千年”，西夏王朝纵然凭借贺兰山作为军事屏障，也难以抵挡蒙古兵攻无不克的铁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领兵四次征讨，最终陷落城池，蒙古兵纵火3月，西夏王朝就此灰飞烟灭。导致西夏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外部强敌的入侵，而内在原因，则归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治国方略。
西夏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会处，西夏国李元昊称帝前，其父不敢与北宋为敌，纳贡称臣，被北宋封为“夏都节度使”。李元昊立西夏国称帝后，推行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政治”。
其一，在经济上既不优选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也不加速游牧家族式的发展，形成一种“非游牧非农耕”的形态，五谷不丰、牛羊不壮，致使经济落后，水平低下。
其二，在体制上对地方没有改造“首领部落”，只是实行一种“半成品”式的“监军司制度”，以控制部众和军队，结果造成了“地方割据特权”。在中央又无相适应的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不了人财物的“举国体制”。
其三，在文化上摒弃沿用已经千锤百炼的汉字，另起炉灶，生吞活剥地创造出5836个西夏文字。其字体形似汉字的楷书，但笔画纷繁复杂、晦涩难书，其字义也非汉字的相形相声，而是字与字的“意和”。如“温”字，就是“火”与“水”字的相加。
“无可奈何花落去”，西夏文明尘封于贺兰山的戈壁、沙丘，有其自身的不幸和悲哀。告别西夏王陵，“抬望眼”，贺兰山为之见证的千年荒冢，似在风中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