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与诗
——以此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60周年
作者:石 英
每年的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时间过得真快，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现在，已经60年了。我想起了好些人，大都是我少年时期的战友和同志。同时，我也想起了诗。
难道这60年与诗有关系？有的。因为我的一位小战友小于就是诗歌的酷爱者，后来他作为一名小机要员，随部队去了朝鲜战场。据我所知，诗歌好像是心灵的一个影子伴随着他，穿行在浴血硝烟的战场。
还是在他尚未赴朝的那一年中，我们通信中就常常谈及共同爱好的文学，谈到彼此心向往之而跃跃欲试的诗歌。那时我在军区机要处，他在机要训练大队，年龄相仿，他毕业后分配在下面的一个军的机要处。我们那时尽管都以诗歌爱好者自命，实际上对诗的真谛、诗歌艺术几近无知。那时我们机要员私人通信事先都要经领导过目。也许是见解太幼稚，一位科长检查过了总是讪笑着说：“两个大诗人之间又在相互鼓劲哩。”
不久，根本来不及也不可能事先与我打招呼，小于一夜间就悄然地“跨过鸭绿江”。
朝鲜停战后，小于回国了，我们见面作了一番长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共同的爱好——诗。
小于对我谈到了三桩与诗有关的经历：
那是在第三次战役中，敌我战线还没有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仍然是推进、追击、包围，阵地反复易手。当时小于被派到一个团里任机要组长，一次他刚将一份加急电报发出，敌机就将他所在的掩蔽部炸塌，他的下半身埋在土石下，双腿被一条木头压住动弹不得。在半清醒的状态下，他脑子里涌出几句无声的“告别语”：“从出国那天起，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却没想到死得这么早，妈妈、首长，我不甘心。”然而，他后来得救了，奇迹般地没有留下残疾。他“活”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把他“临终”想说的那几句话追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独自一个人的当儿，反复地念诵着，问自己，这几句“遗言”能不能算作诗？他太渴望有一天能够写出真正称作诗的东西了……
不久，部队又继续南进，顺利地越过北纬38度线，基本上循着朝鲜人民军走过的路线向前追击。当时有一个场面他记得最深刻，在即将抢渡汉江时，文工团的女团员在路边亮出鼓动士气的快板：“飞虎下山往前扑，直捣汉城议政府；同志同志加劲追，神行太保看是谁……”他们这个师踏着快板的节奏，终于在汉城以南水原一带咬住了英国皇家二十九旅的一个营，干净利落地打了一个小小的歼灭战。在略事休息时，想不到那个说快板的女文工团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议政府，不是府，赶到汉城一百五；来到水原不见原，下一步追击坦克团。”果然，他们这个师在水原以南将陷在泥沼里的一个老美坦克团消灭了大部。当晚宿营时，小于和战友们谈起女文工团员的快板，他说这样的快板本身就是诗，其他的同志不以为然，只是“顺口溜”而已。小于说他当时急得脸红脖子粗：“这是战士的诗，战地的诗，懂吗？”
随后是第五次战役，仗打得很苦，而且犬牙交错。他收到了一份上级发来的特急电报，科长命他立即送到前线的师首长那里。回来的路上，小于和战友遇到敌机扫射，车被打坏，战友当场牺牲，小于大腿受伤，也走不动了。这时，就近村庄的一位朝鲜“阿巴吉”（老大爷）发现了他，硬是把他背回了家。这个村庄的房屋大都被毁，但阿巴吉的小院还好，房屋孑然而立。他的老伴早丧，儿子和儿媳都被美军杀害，唯一的女儿当了人民军。老人回到家来的第一句话就对小于说：“你就是我的儿子。”他精于医道，汉学底子很好，粗通汉语，与小于沟通起来并不困难。他倾尽全力，为小于疗伤，将家中仅有的食物也先尽着他。一个星期过后，小于的腿伤有所好转，执意去寻找部队。阿巴吉为了给离队多日的小于作证，特地用汉文写了个“字据”，说明人是他救的，没有及时归队是因为确实无法走动，伤员除了他，没有接触任何其他的人。如果需要，部队可以来向他进行了解。最后署上他的名字“姜仁吉”，分外细致地盖上了自己的手章。阿巴吉还写了两句汉诗，然后小声吟诵：“一轮明月照江边，送友过江盼友还。”他十分自信地说：“这是诗，没错，就是平仄还不严格。”小于也认为是诗，而且是好诗，不过什么是平仄当时还不大懂。总之，他后来坚持着找到了部队，将阿巴吉的“证明”交给领导，赠诗一直保存着，还特地给我看了。
“我一直挂念着那位救我的阿巴吉，而且一直想去探望他。但后来停战谈判划界，老人那个村庄划在军事分界线南侧，我……”小于当时说到这里，不由地哽咽了。
这么多年，我没忘记小于，更没忘记与他当年那样幼稚地谈诗的经历。也不知他后来成为诗人没有？为此，我甚至在翻阅报刊时，经常会下意识地寻找诗歌作者的名字，但每次都没找见。
其实我也明白，人这一生，有些爱好，甚至痴迷着想做的很有意义的事，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往往难以实现，或者不得不放弃。其中有的也许终生会感到是一种遗憾。不过我觉得，既然小于的心灵曾经长时间地浸在诗里，他的经历，特别是与诗相关的那些经历，本身就是最好的诗，无字的诗。我就是他的这些诗的读者，而且是刻骨铭心的读者。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