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白雪乌鸦》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迟子建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构思《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在小说中，我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主人公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100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岗区极难见到的。在接近道外区的过程中，我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惊雷中，渐渐浮出水面。
然而真正让我踏上那艘锈迹斑斑的船的，还不是这些。
有一天，从游人寥落的道台府出来，我散步到松花江畔。江上正在建桥，停着好几条驳船，装载着各色建筑材料。水面的工地，与陆地唯一的不同，就是灰尘小，其他的并无二致。一样的喧闹，一样的零乱。可是很奇怪的，江畔的垂钓者，并没有被水上工地的噪声所袭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依然守着钓竿，有的轻哼小曲，有的喝着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条斯理地打着扇子，还有的用手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他们那样子，好像并不在意钓起鱼，而是在意能不能钓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层俗世的光影：风吹起的涟漪、藏在波痕里的阳光、鸟儿意外脱落的羽毛、岸边柳树的影子以及云影。我被他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安闲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
就在那个瞬间，我一脚踏上了浮起的沉船，开始了《白雪乌鸦》的航程。
我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地图，或者说是我长篇小说的地图。因为为了叙述方便，个别街名，读者们在百年前那个现实的哈尔滨，也许是找不到的。这个地图大致由三个区域构成：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我在这几个区，把小说中涉及的主要场景，譬如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妓院、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而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
此时，我接到外婆去世的消息。难言的哀痛和北极村突袭的寒流，使我大病一场。料理完外婆的丧事回到哈尔滨后，我开始发烧咳嗽。咳嗽在白天尚轻，到了夜晚，简直无法忍受，暴咳不止，难以安眠。镇咳药几乎吃遍了，却毫无起色。我感觉五脏六腑仿佛移了位，不知道心在哪里，肝和肺又去了哪里，脑袋一片混沌，《白雪乌鸦》的写作被迫中断。
病在我身上缠磨了大约半个月，见我对它一意驱赶，终觉无趣，抽身离去了。重回长篇的我，不再惧怕进入鼠疫的情境了。看来哀痛与疾病不是坏事，它静悄悄地给我注入了力量。
春节前夕，初稿如愿完成了。我带着它回到故乡，轻松地过完年后，正月里对着窗外的白雪，飞快地改了一稿，算是对它的一次草草“检阅”。而细致地修改它，则是3月到了香港大学以后。我与中文学院沟通，将我在校两个月的活动调整在前半个月，这样集中完成了系列讲座后，我有整块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们慨然应允。
《白雪乌鸦》完成了，我踏上的那艘百年前的旧船，又沉入浩渺的松花江了。我回到岸上，在长夜中独行着。四野茫茫，世界是那么的寒冷，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的心底，深藏着一团由极北的雪光和月光幻化而成的亮儿，足以驱散我脚下的黑暗。我愿意把这部作品，献给始终伴我左右的精神家园——“龙兴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