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武夷山
2014年11月21日 来源： 中国科学报
我们上中学时学农的次数很多。
去南京师范学院农场是初中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插秧，每人分包了一条田（用绳子分隔开的一条一条的水田，拉绳大概是为了将秧插得整齐些），要将这一条给插满。
我的插秧速度比较慢，因为弯腰插一会儿就觉得腰累得不行了，得直起腰站一会儿（后来，在我插队的那个地方，男人挑秧送到待插秧的田头，而不干插秧的活，当地的说法是：男人没有腰。意思是，弯腰的活对于男人来说难以忍受）。我们班一位女生将自己分包的那一条很快插完了，又回过头来帮我插，我很感激。
学农期间，各个学生组轮流到厨房帮厨。有两位炊事员师傅酷爱文学和历史，他俩带着我们择菜的时候，就讲成语故事让我们猜成语，绝大多数我能猜到，同学们对我也刮目相看。但也有我猜不到的，比如，“结草衔环”的典故就超出了我当时的知识范围。
这次学农的关键语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们背着背包徒步行军二百五十里（为了体验红军长征的两万五千里）到苏北的盱眙县马坝公社九里荒农场劳动。我们南师附中有位老校友叫方玉，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考大学没问题，但是，“文革”前她选择弃考务农，到盱眙县插队去了，后来落脚马坝公社九里荒农场（“文革”后期她担任过江苏省知青办公室负责人）。所以，我们就到老校友所在的农场去体验。我小时候曾经跟着大人在南京市一天步行几十里，但背着背包行军是头一回。有一小部分同学是先遣队队员，他们骑自行车走，带着米、面、炊具什么的，先到下一站的休息地点埋锅造饭（有时候也借用其他单位的食堂）。我们不走到这一站，就没有东西吃，谁都没有零食。因此，在接近目的地的那一段行军过程，总是最饥饿难忍，自此我算是明白“饿得前胸贴后背”是什么意思了——正是这样的感觉。
在九里荒农场干的一件事，是搬运麦捆。我们去了那么多同学，农场大概也没有那么多富余的扁担，再说也怕我们挑不动，就让我们用手将田里的麦捆搬回打谷场。我们一般是左右手各搂一捆就上路，麦捆的重量还不算可怕，主要是麦芒一会儿就把胳膊上的皮肤刺激得红肿起来，很难受。
我在那里找了一位放牛郎（也是知青）做朋友，多次央求他让我骑一次牛。牛身上没有鞍子，骑牛的滋味可不好——屁股硌得够呛。
这次学农的关键语：前胸贴后背。
“文革”之前，南师附中有一批学习成绩很好、几乎肯定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怀抱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豪情壮志，弃考务农，来到了苏北的泗洪县界集公社。我高中期间的一个暑假，学校组织一些想毕业后到农村插队的学生来到了界集公社这个知青农场，向校友前辈学习，体验生活。这次学农不是大家都得参加的“规定动作”，而是“自选动作”。我们班好像只有两三人报名参加。
这里的条件比九里荒农场还要差。一下雨，到处都是烂泥，得穿高筒雨靴才能应付，我们只有普通的浅帮雨鞋，因为烂泥肯定要进到鞋膛里面去，不能穿。因此，下雨了就只能赤脚出行。有一次，我的右脚被泥中的尖东西（不可能看得见泥里的东西）扎破了，农场也没有医生，我就对自己说：老天保佑吧，别得破伤风，万一发烧了再去“报案”。命好，未发生任何感染。
这里的很多知青我都很佩服。例如，担任农场领导的汪为恭，已经成了农活把式，我亲眼看到他是如何撒化肥的：嘴上叼着烟，左手端着盛放化肥的簸箕，一边在田里匀速前行，一边用右手抓一把白色的化肥撒出去，只见空中出现一个白色的扇面。此情此景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里的知青与马坝农场的知青有不一样的地方，马坝的知青更加“农民化”，比如，方玉就与当地农民结婚了，而界集农场的部分知青还在用工余时间学习文化，甚至辩论一些学术问题。好学者中的两位——张人则、于含英后来结为夫妇，粉碎“四人帮”后都考上了大学，现在在美国某大学任教。
这次学农回来，我写了一篇五言叙事诗，其中写道：“时衡大笆斗，能装七十九，不用人帮助，单手上肩头……”时衡（名字也许记得不太准）是位知青，力大无比，他自制了一个比一般笆斗更大的笆斗，用来干活。笆斗装满粮食后，由别人帮忙将它抬到一定的高度，扛到肩上，然后肩扛着运到粮仓去。而这个时衡，能用一只手将七八十斤盛满粮食的笆斗抡起来，放在自己肩上。这是我亲眼所见。
这次经历的关键语：务农、学习两不误。
我插队后，一直坚持自学英语和高等数学，就是因为以界集知青为榜样。
由于有多次学农经历，我后来去农村插队不需要什么过程就能适应了。最重要的是，有了插队和学农的经历，日后做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叫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