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言说中国文学思想
——评王齐洲教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作者： 李建国
2014年11月25日 来源： 光明日报
王齐洲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以下简称《发生史》）作为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一种，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自觉走出20世纪的学术范式，重新发掘和言说中国思想，以期推动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并以此带动中国特色思想文化研究的专著，具有颇强的示范效应和辐射功能。
任何思想都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弄清中国人为何而思、如何致思、怎样表达，就无法认识和言说中国思想。将中国思想抽离其历史语境，必然郢书燕说。齐洲先生认为：“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言，一个民族最早形成的文学观念，往往包含着这个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学思想和最重要的文学精神，也是这个民族后来不断发展着的文学观念的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然而，文学观念伴随着文学活动，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探讨它的形成机制，它的内在结构，它的文化内涵，它的民族特点，才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观念何以这样表达而不那样表达做出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才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历史何以这样发展而不那样发展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真实描述。”《发生史》正是以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为中心，为探索中国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齐洲先生独具慧眼，从前人习焉不察的“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中发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滥觞和殷周之际关键性的视角转换。他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成功还原了先周文化的巫术语境，进而指出：中国早期的文学是巫觋们“通天”之术的一部分，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当时的政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有关文学的观念也就包含在原始宗教观念和氏族政治观念之中。运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原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真相和文化本质，梳理出西周文化何以从鬼神世界回到现实人间，以及怎样与社会政治和世俗生活联系并形成制度的历史建构过程。
这一转向“使文学具有了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联系的特点，也具有了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和加强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特点，而文学服务于政教并与社会文化制度和道德建设结合，文学承担起社会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以至政治教化工具和情感交流工具的多重任务”，而这一基本格局“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基础，也制约着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学观念在其发生的这一过程中所开拓出来的人文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不竭的动力之源，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
缘此理路，齐洲先生继而考察随着西周后期宗法制度的逐步解体后文学观念的变动。一方面，由于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文学得以摆脱礼乐制度的束缚，获得独立地位。他特别对“诗言志”这一中国诗学的核心观念进行了历史的动态考索，指出它在不同阶段的文化内涵：原始乐教、西周礼教和春秋诗教。“‘赋诗言志’的春秋诗教赋予了诗的独立性价值，文学观念的私人化倾向可以从这里开放出个体人格和精神情感的奇葩。当诗获得独立价值并与个人精神生活和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独立的文学观念也就同时发生了。”这样，孔子正式提出“文学”的概念并赋予其“文治教化”的特定内涵就得到了历史的合理解释，这是中国文学观念成熟的标志。
另一方面，礼崩乐坏意味着“道术将为天下裂”。在齐洲先生看来，所谓“道”就是西周礼乐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所谓“裂”就是先秦诸子对这种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各自阐释和承继。诸子皆言“道”，乃是他们对这种精神的维护和捍卫。而他们捍卫“道”的动机，又是因春秋以降“士”成为文化主体，在缺乏血缘身份荫庇和政治经济实力的情势下，要参与现实政治，以与“势”抗衡，从而张扬的一面旗帜，反映了新知识阶层的身份自觉和集体意识。儒、墨、道、法诸家文学观念，莫不是在此语境中展开。
中国学术界关于“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实践已经有些年了。《发生史》以中国早期文学观念为枢纽，既重写了先秦文学史，又重写了先秦思想史，并因其学术创新和理论创见为当代学术思想提供了成功经验。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