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说跟不上现实的精彩
作者：李治邦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5年11月18日
我阅读小说的范围比较广，比如每期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大量的阅读后有了一定的信息积累，起码略知了当前全国都市题材小说创作的基本现状，或者说大体走向。记得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都市小说的创作风格还是多样的，写实的、后现代的、现代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那时，小说题材五花八门，写作样式丰富多彩。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王蒙的《蝴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星的《无主题变奏》等，还有辽宁作家马原的先锋派作品、王朔的痞子情结等，包括天津赵玫的一些小说都是比较现代的，用观点支撑故事，主题模糊，线索多条，预示的东西很多。各种风格同时存在于中国文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有一部分写故事或写实的作家位置相对比较靠后。
而纵观这十年来，都市小说发展到以故事为主、写实风格几乎成了统一行动。小说的写作风格和走向趋同，现代含义的东西越来越少，故事性和写实风格的作品几乎占了小说的主体。如今一批作家都在转行，都在向写实写故事上走。这个局面是怎样造成的？最大一个牵制点是市场，是这个市场杠杆起了关键的作用。出刊物也好，出书也好，你卖不到价钱就不行，读者已经不管你的名声，衡量的标准是你的小说是否好看。市场这一剪刀剪完之后，从书商到期刊的编辑们，在选择稿件和要求作家写作的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要求往写实上发展，那么写实作家就一下子开始走俏。因为作品在市场上好卖，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就比较多，有的作家创作小说时已经打算改编成电视剧，发表后，稍微变化一下就成了剧本。
前不久，我曾经去英国伦敦西斯敏中文图书馆讲课，席间和当地的华人文学朋友聊天，他们谈到现在国内的都市小说题材重复，手法相同，故事不新鲜，人物不迷人。在“东丽杯”全国群众文学评奖会上，文友红孩也说，即便是获奖的小说也有题材相撞、故事差不多的现象。怎么就造成了这种尴尬局面呢？怎么写着写着就都朝一条路上走呢？读者看完小说，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过，或者看完了以后说，还不如我看到的生活精彩。过去说，写小说一定要有生活，现在则是一定要有精彩的生活，比读者看到的生活更震撼。我是写小说的，知道做到震撼很难，做到比读者看到的生活精彩也不易。其实写都市小说表面载体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故事只不过是载体和平台，在故事里面它的包含量很大，提供的多元化信息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导向、新的观点都要包含在里面，只是作家把观点和旨意全都糅在了故事层面上。我听见一个文友说：作家在写都市小说上比什么？比你有没有一种启发人、启发社会的观点。你没有观点，你就没有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我看了湖北作家方方写的《万箭穿心》以后，就有那种震撼感。因为，她所精心描述的人物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故事在浸透着我的神经末梢。我曾经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纯洁》，后来被多种文学选刊入选。故事讲的是一个成功男人被官场对手算计，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官职，但却获得了爱情。这里的爱情是纯洁美好的，而预示着别的都是交易。后来有的读者问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说没有，就是想象的。那位读者说，我们不需要作家有没有过经历，是要求作家有没有过灵魂之间的对话，那就是给读者一种对未来的希冀。都市小说一定是虚构的，但虚构一定是有生活的。
现在乡村小说越来越少了，因为农村人陆陆续续走进了都市。于是都市小说成了小说题材的一个主体，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可都市小说写起来好像都在一个城市。没有南北，也没有区别。就跟我们看到的城市建筑一样，好像都这样，似乎都这样才是都市。都市小说要让读者产生一种城市画面，呈现一幅独特的景观。我们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写的上海、写的杭州、写的广州，都是别有风味，摇曳风姿。在我看来，现在都市小说的发展应该成为引领中国文化的先头军，应该成为产生精品的孵化器，应该成为多姿多彩的图画，应该成为思索社会、发展社会的代言人，而不应该只在一条路上徘徊。蒋子龙说过，一个作家关键要有想象力。小说创作就是这样，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浮想联翩，那么读者才有了跟你享受的可能，才有了一种欢娱感。想象力不是走怪诞的路，是对生活的再理解，是对本来就很复杂神奇的生活再现。
我的小说都是写发生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的故事。我太熟悉也太热爱天津城、天津人了。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民风，比如成都人悠闲平和，上海人精明励志，北京人当然是大事小事匹夫有责。天津人的性格生成与海河码头文化的滋润有关，天津建“卫”六百多年，桅杆如织的海河码头，迎来送往的客人，铸就了容纳南北的人文胸怀。一个简单的问路指路，就能看出天津人的热情直爽。我的单位过去曾坐落在睦南道，“五大道”经常让外地人摸不到头脑。一次有位广州的朋友到单位找我，一见面就激动地说，你们天津人太热情了，问了一次路，人家竟带着我走了半个小时一直到你们楼下。后来我到广州去找他，也是问路，可人家都不让我靠近，挥挥手就走了。我问广州朋友，他不好意思地回答，主要是我们警惕性太高了。我去过不少城市，问路时得到的回答都很简单，有人甚至不出声，用手指了指就算完事。去年去常熟，寻找翁同龢故居，那是国家重点文物单位。我都走到街口了还是找不到，问路时，有两个人给我指了相反的方向，我走出去发现不对，只好再回来找。我在外地还看到过有人挂出“指路十元”的牌子，这会让天津人很不屑的，天津人把帮助别人当成享受。其实，天津人或者哪儿的人不关键，关键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加精彩，更加富有陌生化和新鲜感，更加有文化韵味，更加有着精粹的地域情怀。
天津举办“东丽杯”全国群众文学评奖，也是出于此目的。我们寻找好的小说，好的都市小说，好的能攀上高原甚至登上高峰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