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杜甫

作者：孙家正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30日  来源：光明日报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唐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诞生1300周年。1300年来，时光流逝，历史变迁，许多显赫、喧嚣一时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踪迹渺然，而杜甫及其伟大的诗篇，因其自身的价值和时代的需要，历久弥新，成为矗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长河的一座艺术丰碑，成为飘扬在中华民族历史天空的一面精神旗帜。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其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及情感表达千差万别，而关注大众，同情人民，是历史上一切进步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千百年来，杜甫受到世代景仰，正是因为杜诗所体现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深沉博大的人文关怀精神。公元751年，即天宝十年之后，唐王朝政风腐败，民生凋敝，到公元755年，即天宝十四年，终于演变为安史之乱这场空前浩劫。在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民生的艰辛、国事的衰微，令杜甫忧心如焚。这一时期，杜甫个人的境遇，艰难窘迫，惨淡灰暗，而他的诗作却愈益沉郁顿挫，光芒逼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等警句名篇，震古烁今，迸发出思想的光辉。天宝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也是杜甫思想和艺术新的起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破灭，并未使其沉沦，反而促使他直面现实，走向人民。他变得冷峻、清醒，艺术方面的追求及趣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均发生了取向平民的转变，从而开创了杜诗的全新境界。天宝十八年，杜甫离开洛阳前往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触目惊心，他创作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疾苦与国家危机交织一起的深重灾难。他为人民的疾苦呐喊，也为国家的危机呼号。从《兵车行》开始，到《丽人行》、《赴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等诗章，杜甫的忧患情怀和爱国情绪，喷薄挥洒，撼人心魄。

　　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好而高尚的思想情感，也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发展的概念。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蕴涵其中，忧国与忧民浑然一体，反抗侵略与匡扶正义高度统一，这种心忧天下穷且益坚的家国情怀和忘我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进步之光。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承，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中特别突出，而杜甫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诵读杜诗，可以清楚地看到，《诗经》、《楚辞》及汉魏晋《乐府》对于杜甫的影响。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与先秦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而杜甫对后世的滋养和影响则更为重大而深远。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绵延不绝，升华更新，延至近代，终成为反抗侵略，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澎湃洪流。今天，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保存着中华祖先的基因和气派，同时，闪耀着时代进步的光辉。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以振兴中华为宗旨，充盈着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维护人民自由幸福和尊严的凛然正气，又拥有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博大情怀，它与那种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自视高人一等的民族沙文主义，狂妄狭隘的军国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划清了严格的界限。

　　杜诗传诵千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固然在于杜甫渊博深厚的文学素养及其诗作特有的美学价值，同时，还在于他的现实主义及由此而来的诗作的史学价值。杜诗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透过杜诗，可以真切地了解杜甫所处的时代。杜甫拓宽了诗歌创作的领域和道路，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后世公认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体创作实践及作品中，往往难以截然分开。我读李白和杜甫的作品，看似风格迥异，反差鲜明，沉思体悟，往往会发现两人诗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深层的统一。

　　杜甫生活在千年之前的封建社会，但时代的局限，传统士大夫思想的浸染，也难掩其人民性的光辉。他忠于生活、直面现实，在诗歌内容上，把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作为诗作的主要对象，“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在诗歌形式及风格上，尽力贴近民众，直至倡导“口语入诗”。所有这些，为唐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时隔千年，沧海桑田。当今的文坛，生机盎然，丰富多彩，成就卓著，有目共睹，但某些问题与弊端也毋庸讳言。脱离生活的苍白虚脱，缺乏真诚的欺情弄巧，味同嚼蜡的套话空言，为人们所诟病。“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问题和弊端，大抵都与远离人民的生活、情感、审美趣味有关。文艺工作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号召是多么的重要和中肯。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一部杜诗，既是艺术宝库，又是思想宝库。它对中国人格精神的陶冶和中国各门类艺术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诗歌的范畴，无数仁人志士深受杜甫精神的激励，杜诗始终是他们为国家民族不懈奋斗的重要精神源泉。在国际社会，杜甫也是人类文化的不朽丰碑，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杜甫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杜诗还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传诵。今年，在杜甫诞生130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等国家、地区的文化机构和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代。李白和杜甫是繁荣唐代诗坛的杰出代表，分别被后世誉为“诗仙”和“诗圣”。他们的诗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不朽的精神价值，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这两位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杜甫祖籍湖北，生于河南，流寓四川9年，其中在成都寓居不到4年，但提到杜甫，人们总会想到杜甫寓居成都的草堂。在这里，杜甫留下了众多的诗作，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春夜喜雨》等，皆为千古传诵的经典名篇。千百年来，杜甫草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诗歌的圣地，文化的殿堂。昨晚，我再次去了杜甫草堂。夜色朦胧，流连于熙熙攘攘的游人和参观者之中，我忽然想起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诗句，大意是“我相信，在我墓前的小道上，将不会有荒草生长”。自晚唐及宋代以来的千百年间，杜甫草堂屡经修缮，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祭祀已成惯例定规。新中国成立后，成都杜甫草堂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单位，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草堂的庭院里古树参天，小道上没有荒草生长，有的只是千百年来，络绎不绝参访者在小道的石板上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痕。值此杜甫诞生1300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会于此，缅怀杜甫，仰望先贤，深感历史的悠远、民族的骄傲、文化的神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发展并非是台阶式的递进，而是一条蜿蜒奔流的长河，一幅群峰耸立的画卷。回顾历史，将会进一步激起我们对于创造中华灿烂文化的祖先及先贤们的景仰之心和崇敬之情。同时，也会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也终将会成为历史。文学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坐标，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也许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理解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今天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号召。全会还明确提出，要深刻领会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涌现出众多的思想先驱和文化泰斗，他们给予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的骄傲与荣光，也给予我们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力量。杜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纪念杜甫，就是要郑重地表达我们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先贤的景仰，对于文化的敬畏，对于未来的担当。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将会铭记党的教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植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为繁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做出无愧于祖先，也无愧于后人的贡献。

　　（本文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孙家正2012年9月21日在“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