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作者：李迪
2013年04月20日 来源：人民日报
认识学伦的时候，他手里拿的不是画笔，而是琴，一把中提琴。他在我窗外的树丛下认真拉着，发出鹅叫一般刺耳的噪音。拉琴的是一个新兵。高挑、白净，鼻梁奇怪地凸起，别具一格。我问，“你拉的什么？”他回答，“《梁祝》。”
拉《梁祝》居然拉得像鹅叫，也被招到宣传队来充数，去四川招人的朱良德朱队长是不是拎了人家的腊肉？这样想着，朱队长那胖嘟嘟的大方脸上一时很不容易捕捉到的小眼珠立刻在我眼前骨碌起来。说不定，还是青城后山的老腊肉呢！
我冤枉了朱队长。新兵叫刘学伦，来自成都一书香门第。他的特长不是拉琴学鹅叫，而是画画。当时部队里正放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讲一位船长托玛大叔的浪漫故事。鼻梁凸起的学伦长得很像那位潇洒多情的船长，于是宣传队的人就叫他“托玛大叔”。外号一叫开，引得师医院的女兵们有事没事就往宣传队乱串门。
听鹅叫而识学伦是在1972年11月。那年，我二十二岁，他十七岁。时为北京知青的我，因为发表了小说而从勐腊生产建设兵团招到部队，在师宣传队里写节目。后来又来了学伦，一个爱写，一个会画，臭味相投。我们俩很快就成了哥们儿，是宣传队里除了打灯光的天津兵陈志强之外惟一没什么正经演出任务的稀拉兵。当然，有时候也滥竽充数一把。比如，大合唱要凑人数，我们就把脸抹成关公混上台。只要看见作曲兼指挥的北京兵全毅那虾米腰随指挥棒往起一抬，就赶紧张大嘴巴冒充帕瓦罗蒂。再比如，宣传队下乡演出，演完了就一定有夜宵吃。乡亲们心疼子弟兵，七个碟子八大碗，碗碗都不含糊。没演出任务的很可能就没份儿。到这时候，我和学伦就会自告奋勇参加演出，哪怕混个拉大幕的差事也好。那个时候，年轻，能吃！有一次冬天下乡支农，科长柯家兆亲自数着，我一口气吃了八十多个饺子。
当然，在宣传队里，写和画是我和学伦的正业。我们最初的合作，是一台话剧《曼芒寨》。我写剧本，学伦画布景。那是一出反映边疆傣族村寨里阶级斗争的戏。因为要赶在建军节公演，政治部专门派在机关负责写字画画的宣传干事肖征波前来助阵。小肖这家伙是橄榄坝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不但画画得好，一手字更是了得。特别是用排笔蘸墨汁刷大标语，横竖撇捺，有板有眼。写一笔，抽一口烟，再写一笔，胸有成“字”，那架势让我至今难忘。他如今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想见一面都难了。在当时，因了《曼芒寨》我们扎在一起，成了“三剑客”。文化科正式批准成立后，首任科长柯家兆就把我们三个人都调了过去。再加上理论组、电影队、球队、图书馆，一时间兵强马壮。
终于，《曼芒寨》瓜熟蒂落了。因为是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话剧，师首长要审看。审看那天，师长王月才、政委张跃水率司政后各位大员齐到场。大幕拉开，灯光一亮。在悠扬的傣族音乐声中，极富亚热带风情的舞台布景立刻震住了各位。朱队长那对小眼真没看错人！参演的弟兄姐妹们把戏演得很成功，闭幕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但是，《曼芒寨》最终还是被枪毙了，说是部队不便演出表现地方上阶级斗争的戏……
辛辛苦苦写的话剧没能公演，漂亮的布景被扔进仓库成为老鼠们的乐园。这一切，不但没打击我和学伦，反而更激发了我们的创作冲动。我们很快改换了另一种创作方式——画连环画投稿。我编故事写文字脚本，学伦和小肖画彩图。不久，一本《红尾巴鲤鱼的秘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故事还是发生在傣族曼芒寨，内容还是阶级斗争。因了这本彩色连环画的修改、定稿，学伦和小肖还认识了时任出版社美编的陈琦、刘巨德、万强麟等著名画家。名师高徒，受益匪浅。
想不到“三剑客”的初战告捷，竟然惊动了远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很快，约稿就来了。我又编写了连环画《捉熊》，讲的是通信兵与坏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其中还有几段战士与狗熊搏斗的场景。可谁也没见过人跟熊打。学伦说，“不行咱们就表演一场，用相机拍下来照着画。谁来装狗熊？”说完就用眼睛盯住我。这还用问吗？他是万人迷“托玛大叔”，小肖是“四个兜”（干部），装狗熊的舍我其谁？就这样，小肖装通信兵端着从侦察连借来的一把冲锋枪乱扫（没子弹），我装狗熊乱咬，学伦拿照相机拍照。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真实地记录下我们年轻时的快乐！
1976年《捉熊》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为“文革”后人美社出版的第一本彩色连环画。去年夏天，柯家兆的儿子柯嵘还在网上以高出原价几千倍的价格拍到一本送我作留念。
学伦的画越画越好了。一次，师长王月才在昆明军区的画展上看到学伦的画获了奖，回来就问：“谁是刘学伦？”柯家兆把学伦送到师长面前，王月才两眼一瞪：“好，你跟我下连队！”质朴的王师长粗懂“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把学伦下放到连队当兵体验生活。可他老人家诸事繁忙，这么一放就把学伦给忘了。再也回不了文化科的学伦赶上了南疆保卫战，端着枪上了前线，真正经历了生死考验。这让他对人生对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期间，他不但画作丰收，还文思喷涌，写诗、写散文。他的诗发表在《中国作家》上，他描写战争与人的透着淡淡忧伤的散文《马尾冲》，让我每读起来都热泪盈眶。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先后离开了部队。我回到北京，学伦回到成都。各自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业余时间一个写书，一个画画。再后来，我去日本留学，他也追了过来。几年工夫不但精通了日语，还考入大阪艺术大学深造。
光阴似箭，从认识学伦到今天，转眼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学伦的画有了长足的进步。最近看到他画的巨幅国画《金沙祭》，悲怆的场面让我震撼，泪从心中涌。四十多年里我们从未间断过联系。不是我去成都，就是他来北京，要么，就是共同相聚在我们曾放逐青春的云南。短信往来，更是频繁。
前不久，身为艺术学院教授的学伦，以他永远年轻快乐的心，带领一群学生完成的搞笑动画短片《鬼子进村》，荣获“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最佳优秀指导教师奖。一看到《鬼子进村》，又让我想起当年的《捉熊》。学伦前来领奖，我去西客站接他。约好的时间，约好的地点，出站的人流几乎散尽，我却怎么也没找到他。正疑惑踌躇，忽然背后有人拍我肩。回头一看，正是他！只见他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像戴了一顶纯白色的羊绒帽。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会在人流中错过他。因为，我要等待的，我要寻找的，是那个在树丛下用中提琴认真地把《梁祝》拉成鹅叫的高挑、白净、鼻梁奇怪凸起的“托玛”，而不是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
这一刻，我才觉得什么叫老了。
我们都老了。但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